难忘那诱人的“三转一响”
- 上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被视为富足家庭的标配，也成为多少新婚夫妇梦寐以求的婚配上品，更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伴随着国人走过一段为之开怀大笑乃或潸然泪下的历史。
42年前，15岁的我正在公社所在地上高中。父亲当时是包村干部，其包住的村离家及公社较远，他常年住在村里，几个月我也见不上父亲一面。有一天，母亲捎信，说父亲因有急事走时将上海手表落在了家里，让我回家拿上给父亲送去。我利用课余时间徒步往返十华里拿上了手表，耳边总是响起母亲“无论怎样也不能丢了，这可比命都金贵啊”的嘱咐。到校之后因要继续上课，原本我将手表放在裤子口袋里，又怕不小心弄丢，一节课后又特意脱了半袖，换上只有过节才舍得穿的确良长袖军装掩盖住手表。因胳膊太细总感觉手表在打转，还不时地往上提。下课上厕所，右手压着左手腕连走路都感觉很别扭。
为了那块手表，午休尽管闭着眼但睡意全无。下午刚说放学，我右手习惯性地又去按左手腕，左边的同桌抢先摸到了我带的手表，全班沸腾，62个同学几乎都知道我有手表，晚自习后还有人追着我看表，害得我整夜没休息好。第二天随即请假将表送给了父亲，戴表风波终于平息。
1978年，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我走上了工作岗位。父亲讲自己已退休，戴不戴表无所谓，非把手表给我，但我于心不忍委婉谢绝。两年之后，父亲的表作为五兄结婚“三转一响”厚礼之一，由五嫂所戴，切实派上了大用场。
刚参加工作我月工资14.50元，历经试用、转正、定级后，三年涨到24.50元。当时的“上海”、“钟山”两款手表价格分别为120和37.50元，凭我的工资及家庭状况是戴不起表的，加之想买表还需领导批条子，只能一再放弃。直到工作第四个年头，我工资29.50元，又贴了近10元，终于戴上了期盼已久的“钟山”牌手表。
我在乡镇基层供销社任营业员、统计员近七年，当年红白糖、煤油等日用商品十分紧俏，布料、饼干、馒头、食盐均需票证。至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需批条子才可购买。当时我所知道的自行车是飞鸽、永久、凤凰三个品牌，缝纫机山西省唯一只有太行牌，什么上海飞人、蝴蝶只是听说过。
1982年，我所在的阳城县台头供销社领导通过关系，分别从吉林和长治批量购进“图门”牌手表和“太行”缝纫机，可以说一下轰动全县，仅3天时间一抢而光。这期间一位长者要求买“图门”表，因我无能为力，他留下40元钱硬是将我戴了不到一年的钟山表强行拿走。几个月之后我才又买了一块带日历的孔雀表，谁知好景不长，因家里修新房，在支付匠人工资时人家不要现金，非要我的手表不可，我又成了无表户。
1984年，我从乡下调县城工作，修房、成家曾欠下债务，“三转一响”不再紧俏，但因兜里无钱仍望尘莫及，期间曾戴过10元左右的电子表。1985年我考上电大写作专业，当时许多课程靠听磁带，我咬牙举债用128元一步到位买了台收录机。记得当年期未汉语言文学考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首次采用广播题，我那收录机还成了考场用具，因此在同学中还落了个“班长平时舍不得花一毛钱，为大家考试立马敢买收录机”的好名声。
1988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不少联营厂家批量生产，虽货物不太紧缺，但要为温饱打拼。3岁的女儿看见别的家长自行车前梁上安个座小孩的竹兜子而恋恋不舍，爱人因缝纫机也不停地唠叨，为了家庭生计，我咬牙一次备齐。紧接着姐夫到深圳出差，在中英街给我捎了全自动夜光“双狮”表。盼望已久的“三转一响”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奋斗，在我这小家庭终于备齐。就那块“双狮”表一直伴随我十多年,直到有了传呼机、小灵通、手机，逐步取代了手表，才将它作为贵重物品，珍藏起来，每当搬家或整理物品，总要拿出来欣赏一番。
从1988年到1998年第二个十年，我家电视机经历由黑白、彩色到数字，由自架天线到闭路、高清、网络的变换。洗衣机单桶变双桶，普通变为全自动。空调、冰箱、照相机曾不断更换，这十年真可谓华丽转身。
进入新世纪，手机、电脑、小汽车、房子可谓新的四大件，网络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谁敢保证其中哪些产品没有消失的可能？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回想“三转一响”的演进，以小见大，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群众生活的显著改善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为时不远，让我们为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