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供应链“告急”，经济脱钩并不是真实情况
疫情以来，有一些讨论说中国经济停摆，世界经济并未因此受到冲击（见上图），这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本身并不牢靠。我刚刚发了一篇对此问题进行回应（见下文），分析了这些讨论的有误之处，以及中国“枢纽”地位的强韧性。现转载一篇有实证数据支撑的文章，它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分析。
现在的很多讨论中都有个误区，把中国的经济逻辑-制造业逻辑和politics的逻辑给等同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高度的内在同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现实并不是这样，这种误区导致了很多错误的判断和分析。
我在新书《溢出》中提出，贸易战以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同时我在书中着重强调，“溢出”的核心动力是中国民间经济的力量，而不是GOV规划的结果。
中国经济运转的逻辑和GOV政策的逻辑之间，并不是同步的，相当程度上是分离的；最起码就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而言，政策的影响是外在于它的。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枢纽”地位的强韧，是从民间经济中内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强大的内在活力，与政策之间没有必然关联。
economics逻辑和politics逻辑之间的分离性，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看到的一个前提，脱离开这个前提，就有可能会用愿望取代事实，各种讨论也就丧失了意义。
厘清了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而言，需要怎样的一种politics逻辑，才是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的。
以下内容转载于公号“人民币交易与研究”。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今日宣布本国的供应链“告急”，原因是汽车、电子制造等行业的物资材料严重依赖中国。如此看来，三星也将加入“延迟生产”的行列了。此前苹果手机在中国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因疫情复工受阻。
综合外媒报道，越南工贸部发文称，越南制造业正遭受由冠状病毒流行引起的供应链问题，这可能导致三星电子新手机的生产推迟。三星是越南最大的单一外国投资者，疫情对其两种新型手机的生产产生影响，因为大多数组件都来自中国。
工贸部称“由于病毒的破坏，汽车、电子和电话制造商在获取物资和材料方面遇到了困难。” “越南在材料和设备上非常依赖中国，这使得该国在爆发疫情时变得脆弱。”
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此前牛津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延迟复工推迟了中间品的出口，导致全球其它地区的供应链放缓甚至停止。尤其是在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这些出口占非中国总产出的10%以上。
这种供应短缺造成的破坏可能超出预期。
首先，企业应对来自中国的供应中断的应急预案可能有限，原因是在汽车等行业使用了即时制造流程，而且缺乏预先建立库存的机会。
其次，某些部件的延迟交付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生产损失。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关键部件的缺失可能会迫使整条生产线停工，严重放大中国暂时停产对全球的影响。
报告还提到，其中最能感受到这种供应链短缺带来的“疼痛”的就是越南。越南的供应链尤其与中国紧密相连。其进口的核心中间产品超过40%来自中国，这意味着从中间生产商那里获得短期替代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指标，继越南之后，韩国和菲律宾的经济在冠状病毒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名单上除新加坡外的所有其他亚洲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20%。
越南周四放宽了与健康有关的跨境贸易限制，以支持经济活动。根据FT报道称，三星正在考虑通过海运或空运的方式进口所需的部件，但这会提高成本，并且几乎无法满足生产进度和需求。
尽管越南工贸部尚未关闭因病毒影响的工厂，但汽车和电子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确保替代材料和商品的供应，以及库存管理。
越南电视业务部援引越南电子商业协会的报告称，“如果在接下来的1-1.5个月内没有控制该流行病，我们的库存就会用完。” “国产电视和电话的产量将急剧下降。”
越南政府表示，将坚守今年6.8％的经济增长目标，并采取措施减轻疫情的影响。
越南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16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中，有15例已经康复，28例疑似病例正在当地医院接受隔离。
首先，对外界而言，中国真正停摆才半个多月，1月23号封城才真算开始停摆，第二天就是春节，国外企业与中国有供应链关系、需要备货的，早该备好了，他们都知道没有疫情也会停摆一周。按照这种准备，对国外企业来说，从正月初七（1月31日）开始到现在，才真的算是停摆。企业做这种配件储备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估计国外的储备也快用完了，真出问题的话应该是再过一个月之后。不过，出问题的主要会是周边亚洲国家，因为主要的制造业都是集中在这些地方，而它们遇到麻烦时，在欧美股市上会是何种呈现呢？未必是线性关系。
其次，除非是剧烈的暴涨暴跌，否则股市的短期涨跌不说明实体经济上的太多问题，股市的长期走势才能说明问题。去年10月初的美联储扩表，可能对于最近几个月美国股市上涨的影响力更大。更以及，讨论股市涨跌，不分板块讨论，则意义不大。最近美股在涨的主要是科技股，这本来就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个板块的涨跌与中国制造业之间的关联会很间接，更是非线性关系。
第三，再多看一下会发现，油价最近在下跌，这个是与中国制造业之间有直接关联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前期低点是2019年10月2号的52.45美元，之后一路上涨，2020年1月6日达到近期峰值63.27美元，之后一路下跌，2月10号到低谷49.57美元，一个月跌去了21.6%，之后微有回升，2月20号是53.61美元，仍比一个半月前的峰值跌去15.3%。不仅油价，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普遍在下跌，要分析中国经济停摆对世界经济是否有影响，这些数据才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至于最近新报出来的很多消息，比如因为中国停工，导致苹果手机产量下降；中国配件运不出去，韩国现代、起亚等汽车厂被迫停工，等等，这些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了，这里就不多啰嗦了。这些也是说明问题的。
当然，经此一疫，很多外国品牌商会意识到风险，不能把代工厂的鸡蛋都放在中国，必须得多国布局，才不会在未来遭遇到类似的风险，所以它们会要求代工厂到其他国家去布局。这是中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不过对中国的影响也不会像初看上去那么大。因为最近这些年的制造业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产品对于供应链网络的需求越来越深，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都只做特别专门的产品，各种节点的配合关系还很可能是在多层分包结构当中实现的。
比如，苹果会把手机生产承包给富士康，富士康作为一级承包商，会去歌尔买声学系统，歌尔就是二级承包商，歌尔又会去某厂定制模具，去某厂购买金属线……这些属于三级承包商，三级承包商又会去其他厂家买别的东东……一种复杂商品有十几级甚至几十级承包商不会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国际品牌商要求代工厂向中国以外转移，能转出去的也就是一级、二级承包商；越往下层级的承包商，就越难转出去，因为越往下，就越是已经分工到太专门化了，它们的生产，对于在整个网络中的协同性，需求太高了，如果不是整个网络转出去，它转出去肯定会死，而要是整个网络转出去，海外没有任何地方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足够多的合格工人、工程师能够承接中国转出去的这些网络。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一级、二级承包商向海外的部分转移，反倒会让国内的三级、四级承包商获得了海外市场，从而牵动着整个供应链网络向外的扩展。这就是我在新书《溢出》当中所讨论的话题。
还有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90年代全球贸易中，制成品贸易占70%以上，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到2018年，全球贸易中70%以上是半成品零部件，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前几天刘润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他将之总结为，二十多年前是属于消费全球化，今天则是属于生产全球化，今天的制成品贸易虽然只占不到30%，但从绝对规模上来说，有可能比二十多年前的那个70%还要大。
这次疫情，确实很可能会让很多中小企业死掉，但是它们在此前所去满足的那些需求，仍然存在，并未消失。这些中小企业死掉，但是它们的资产、设备、里面的熟练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都还在，只要需求还在，这些就会被活下来的企业吸收，滋养活下来的企业获得新的机会。当然，对于那些死掉的中小企业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制造业经济会因此崩盘的结论。中小企业应该琢磨的是怎样让自己活下来，努力让自己成为被滋养的那一个，而不是滋养人的那一个。
我们通常对经济的分析方式，是几十年前形成的，分析二十多年前的经济是有效的，但是最近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网络经济的出现以极高的速度推动着经济系统的演化变迁，它的运行逻辑跟此前已经区别巨大了，也让二十年前有效的分析方式在今天已经失效了，必须找到新的分析方式。
我在2019年在越南做了深入的制造业调研，深入研究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问题，过程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民间的经济空间与国家的政治空间已经越来越不重合了，讨论经济问题不能以政治空间为单元来思考了。制造业流程在供应链网络发展起来之后的深刻变化，各种制造业环节的跨国分布性，以及中国民间各种无尽的聪明自救的本事（这些在调研中看到太多了），使得中国经济和中国Politics的周期性不是同步的了，中国经济当然会受Politics的影响，但跟过去想象的根本不是一个逻辑了。
所有这些，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是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些前提。忽视了它们，就很容易用愿望代替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