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民工荒之惑
最近这几年的春节，对于沿海地区的老板们而言可以说是“春劫”。因为从2004年到2011年，每年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民工荒”，而且已从局部扩至全局、从周期性变为长期性。似乎很多工厂在节前就预感到了节后将会出现的“民工荒”，纷纷使招让员工在节后能正常返回自己的工厂。如为工人买好往返车票、或为工人租赁回乡的大巴、或给推荐老乡过来可以得到介绍费。种种手段来留住员工和吸引更多的工人。
尽管如此，今年的“民工荒”还是照样来了，而且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尽管‘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尚无定论，但‘用工荒’的普遍存在却是客观现实，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谈到‘用工荒’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显得有些激动，“仅金华市而言，去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用工荒’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民工荒 谁在慌”
通过各个人才招聘市场及企业门口的招聘摊位可以看出，制造业的普工岗位，如电子、机械、制衣加工等企业的普工岗位是目前最缺乏人力资源的工种。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门槛很低，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有无经验都可。但就算是这样，前来应聘的人依然寥寥无几。而制造业企业的管理岗位以及一些坐办公室的白领岗位的应聘人员还是人满为患。
“民工荒 谁最慌”
事实上，民工荒也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的企业都“荒”，像深圳富士康今年需要招聘的人数大概是4000人，而前来应聘的人超过了8000。像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之所以不缺人，是因为他们开出的工资条件是同行业中最高的。而最近两年，招聘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规模小，没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将随之变得更加艰难。
农二代的选择倾向
一方面，工厂普通反映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失业人口也在不断上涨。据《中国日报》去年的报道我国的失业人口有2亿。这些失业人口中大部分是“农2代”。作为80、90后的这些农2代，他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接收渠道，心态也跟他们的父辈有所不同。如果让他们从事一份枯燥简单又常常需要加班的流水线工人的话。他们宁愿闲赋在家等机会。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合理工作时间、要求更多的文化休闲时间。在他们看来，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比起工资条上的数字更能吸引他们。
人口发展结构的问题
据测算，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16-24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另据RichardpJackson和NellpHowe研究，中国青壮年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总计将失去18%-35%的青壮年劳动力。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幸福指数将严重受到影响。始作俑者是计划生育，它使得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直线下降，小学总人数在1998年后也直线下降。再然后便是21世纪的“劳工荒”。
东西部企业开始民工争夺战
与往年不同的是，现在西部开始主动截留民工。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地可看到不少企业设立了招聘摊位。一场中西部与东部的民工争夺战正在上演。“年年往返，长途花钱还受累”“留在重庆、节约路费不受罪”“顾好家、看好娃、家居重庆享安康”等动情的横幅非常煽情。为了留住这些返乡的民工，企业使尽浑身解数。
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没有了竞争优势。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昔日的工资水平已经很难满足于他们养家糊口的需求。而在自己的家乡门口又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这一场东西部的抢人大战，天平开始倾斜。
大都市的冰冷让农民没有了梦想
随着各地房产限购令的出台，给外地人在城市买房设立了一道道的障碍。随着而来的是租房价格的不断上涨。且不论这些限购令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否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规定”对外地人口赤裸的歧视将令他们感觉到城市的冰冷。而无法在城市立足的民工，总有一天会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如果家乡现在有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就算是工资水平比东部稍逊一筹，他们也会宁愿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提高工资并不能解决民工短缺的问题
据了解，在浙江的制造业企业当中。有八成的企业愿意通过提高15%的工资来吸引或者留住工厂。然后对于纺织服装制造业来说，这样的做法无疑加速企业的关闭。随着原材料成本的高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纺织类的制造企业实际已经走到了亏损的边缘。如果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将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经营压力。而对于工人来说，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的不断上涨，就算是“15%”的上涨工资也未必能缓解生活压力。所以说，涨工资是既杀伤了企业，劳动者也没有真正获利。
亚洲四小龙的转型模式
其实“民工荒”的问题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也遇到过。它们是怎么去面对这一问题呢？如何从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呢？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台湾、韩国、新加坡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韩国把产业发展的重点集中到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金属加工和橡胶行业。台湾则集中发展机械、电子、资讯等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与韩国、台湾的产业升级依靠民间企业不同，新加坡的产业升级更多地依靠外资企业，新加坡每一次产业升级，都将引入外国投资作为主要手段，新加坡的加工贸易逐步转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飞机件、自动化器材、电子食品及配件、通讯设备和医疗设备为主要产品上。因此在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台湾、韩国、新加坡也能把本地高端产业的外延扩展出去。相比之下香港则没有放弃对低廉劳动力的追求，将加工制造转移到珠三角等地区，而在香港本地则专门负责外贸，没有本地技术升级过程。直至后来制造业完全空心化。而且香港炒股、炒楼盛行，造成了楼价等虚高，泡沫过大。
今天东部沿海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当年香港的处境，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低廉劳动力，企业将丧失转型升级的动力，像香港当年的模式（把制造业转向珠三角地区），只是将产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也许这样做能从短期内解决劳动力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企业的竞争力并不会得到提升。而且，从国内人口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就算是在中西部，劳动力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可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发展，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特别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加认识到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但是“转型升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各项措施助企业一臂之力。现在政府提倡“节能减排”，并常对工业企业拉闸限电。这些都会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经营压力。而制造业在升级转型过程中最需要进行的是设备的更新改造。但是政府对于这些设备的改进还需要征收17%的增值税。如果像韩国、台湾等在产业的升级转型过程中给予很多的政策优惠，特别是在税赋方面。让各个企业很愿意自觉进行升级转型，并进行有效的改造。从民工荒的现象可以看出，制造业对于低廉的劳动力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依赖性。在完成“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知识链接】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该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文/谭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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