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罗成:红帮传承和嬗变的扛鼎之作
- “红帮”,是宁波帮在服装产业的“代名词”。它曾为中国服装业带来无数个“第一”。
在西风渐起的那个特殊年代里,它接纳了远方的文明,却又恪守了东方的尊严。
如果缺少了由宁波人创造的“红帮”,中国服装史将面临“断层”;而更为现实的意义是,今天的宁波裁缝们每年可以为每一个中国人裁剪一套有余的西服。
不善于扬名的宁波人,数百年来却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包装”。
作为“红帮”最为嫡系的传人,培罗成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职业装生产企业,他们更大的“野心”是,能让所有工作中需要穿西服的人都能依照个人的体型穿上“红帮”西服。
以职业装的方式,培罗成成为新一代“红帮”最具代表性的传承和嬗变者,成为国内古老商帮“文艺复兴”的第一人
在浙江省沿海之滨的宁波,有着一个非常特殊和庞大的优势制造业集群———中国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在这里活跃着杉杉、雅戈尔、培罗成、罗蒙、太平鸟、洛兹等一大批响当当的中国名牌服装企业,在他们周围,更是凝聚了大小近2000多家服装企业。
宁波服装企业总数虽不到全国5%,但产量却占全国12%还多。年产服装15亿件,年销售收入千万元以上的服装企业多达100多家,一年一度的宁波国际服装节更是为这座拥有古老文化的城市注入了一股现代的活力。
究竟是什么造就和支持着百年时尚的“宁波装”呢?带着这样的困惑本报宁波采访组走进了这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焕发着蓬勃生机的企业,走进了一家最具“红帮传统”和“现代创新精神”的培罗成集团。
我们的发现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红帮裁缝”的精髓文化在这里进行着传承,学术界一直在呼吁的“红帮裁缝的继承人”在这里并没有消失,“红帮裁缝”的技艺、作风、理念和品位成为“宁波装”再次焕发青春的原动力。
但是,培罗成也有着与传统“红帮裁缝截然不同的地方,它把制作优质西服的传统技艺和理念,引入到一个全新的市场中,这就是中国职业装市场。培罗成几乎是最早进入中国职业装市场的企业,并且伴随着职业装市场发展而逐步壮大。
在宁波近郊的鄞州大道上,错落有致地耸立着几幢标准厂房,这就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职业装专业生产企业———培罗成,正是像培罗成集团这样的“红帮传人,“新宁波帮的代表,吐故纳新,将“红帮文化用现代管理思想传承、演绎和嬗变,而不是将旧有的东西一味地摈弃。也正是这家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服装大厂,求新、求变、求实效,牢牢抓住了企业赖以生存的东西———市场。
我们讲述培罗成的故事,目的有二:一是记录一个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成功实践;二是提出一个中国纺织等传统行业发展的方向。在2005年迎来纺织行业后配额时代的时候,企业的眼睛不能只是盯着海外市场,要知道中国国内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需要服装的人口。
“红帮裁缝”兴起
作为“红帮”最为嫡系的传人,培罗成的“野心”是,能让所有工作中需要穿西服的人都能依照个人的尺寸穿上“红帮西服。要了解培罗成如何在继承中获得了优势,就不得不讲讲“红帮裁缝的故事。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里出现许多开办“洋行的外国人。这时候,宁波当地一些中式的“拎包裁缝常常为洋人缝补衣服,在拆拆补补的实践中,他们逐渐掌握了缝制西服的技术。
根据培罗成一些老人的回顾,那时标准的中式缝纫店场景是这样:“一间狭窄的房间,两条高脚长凳上搁一块门板,
门板上铺一块灰布,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一个熨斗,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几枚针,这些就是裁缝的全部行当和工具。一旦做好衣服,用一块比八仙桌面还大的白布一包,送到客户家里,同样这块白布也可以把客户的面料包回来。”
人们称这种裁缝为包袱店老板,这种包袱店老板在旧时的上海滩非常之多,多为宁波人所开,又以做西服名扬上海滩,当时人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所以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人,一般尊称为“红帮裁缝”。与只做长袍、马褂、对襟衣的“本帮裁缝”区分开来。
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门户更加开放,更多的贸易往来带来了西方服饰文化,造成“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穿西装热,“红帮裁缝”及时把握并跟上这股潮流,不再兼做中式服装转为专做西装,这些“红帮裁缝”擅模仿,量、算、剪裁基本功扎实,所以颇受欢迎,生意日益火红。
“红帮裁缝”重质量、讲信誉,制作了中国人第一套西装,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设计和制作了第一套适合国人穿的中山装,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出版了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一个服装流派,对中国近现代服装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这其中的一切文化元素,都成为今后某个时机、某个环境、某个机遇中,将一个百年“红帮”传统进行传承和演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