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纺织业的绿色增长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已有的可持续增长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增长的经济学工具，但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对经济制度的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技术变化因素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资源约束、环境污染和安全危害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生产力源泉之一的科学技术可以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那么作为生产力另一源泉的环境也可以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或者包含到技术中去，赋予技术新的内涵。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因素与其他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环境就具有了更新自身的经济基础，得以维持物资和能量的循环。从而可以构造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知识生态型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我省纺织业的发展模式囿于粗放型或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其特点是只在孤立的经济体系内，主要从经济目标来衡量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而知识生态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把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从而兼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和安全，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也是我省纺织品发展的必然选择。纺织业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短期来看，将有利于我省纺织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创造出新的优势；从长期来看，将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总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纺织业的发展不能破坏"代内公平"，也不能破坏"代际公平"。在这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政府：安排制度，规划产业 

　　建立有效率的绿色纺织品市场。绿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公共物品"。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的运行不会在自发交易中形成；即使形成之后，也无法保证人们在交易中会遵守市场的运行规则。只有作为公共权威机构的政府才有能力将绿色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强加给社会。由此可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关系。在纺织业向生态型增长转变过程中，不仅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形，还会出现"市场失缺"的问题。《世界银行1992年发展报告》强调指出："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政府的干预主要是提供制度或激励性的"制度安排"。 

　　纺织企业对环境和安全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经过交易方式反映出来，就会表现为某种外在于市场的效应。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产生了但没有反映社会成本和未来成本，价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使用环境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戴维·皮尔斯等人对发达国家用市场机制解决污染外部性作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市场手段是控制环境污染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这主要是由于通过基于市场的刺激手段达标比通过命令和控制产权达标所花的控制成本更少。市场手段主要是征收环境污染附加税（庇古税）和排污权交易许可。庇古税使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了。排污权许可证交易减少了政府征收污染税和实行污染管制的成本，使治理环境从行政手段扩展到市场手段。其次从立法角度对纺织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对促进环境和安全的生产活动进行鼓励，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措施促进企业自觉保护环境和安全，从而保护了成本内部化有效率的纺织企业，使它免于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环境保护的低成本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此外,还可以制定绿色纺织服装标准化体系并完善为法律或技术法规，如《绿色生产法》等，使生态标准得以强制执行，从而规范企业绿色纺织品市场的准入条件。

　　实施纺织品的生态产业政策。市场本身无法决定什么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无法促进产业结构朝既定方向变化。A·Amsde和Y·R·Nade认为，只要产业政策运用得当，比较优势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随着绿色观念的深入人心，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创造一个巨大的绿色纺织品市场。绿色纺织品的需求时滞很小，率先进行环保创新的浙江纺织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赢得先行优势。如果说改革开放的20年，我省纺织业发展的主题是"高速增长"，那么，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发展的主题将是"生态增长"或"绿色增长"。生态增长的纺织产业政策核心在于将各种产品资源消耗、环境影响作为我省纺织业发展优先序列的重要参考，鼓励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和对环境无害或有益的产品发展，同时严格限制乃至禁止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产品发展，取消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扶持和保护，大力扶持绿色纺织品发展，并把它列入优先发展行列，促进纺织产业生态化，逐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绿色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