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衣商移向创意端

　　随后，她敲击键盘，将草图变成现实：多长、多宽、每块布料的质地，甚至包括用哪种缝线。

　　尽管布什政府正准备将新的纺织品出口限制加到中国头上，厦门纺织业的高管们说，他们已经先行一步。他们试图将更多的工人从简单的裁剪缝纫转向服装工程，甚至新装的初始草图设计。

　　中美政府的谈判者试图就中国飞速增加的对美服装出口达成限制协定。在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博弈中，这类协议对中国迅猛的工业扩张的限制作用不过是杯水车薪。

　　所以对于欧美的服装制造业者来说，下一波冲击可能并非来自数百万每小时挣不到１美元的半熟练缝纫女工，而是来自成千上万像李玉清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准设计师。他们正打算在混战不休的制衣业大展拳脚。即使他们现在还只做些初级工作，中国设计师正开始展示出对创新的兴趣，有一天这也许会消除人们心目中中国的仿冒和盗版形象。

　　样品室移向中国

　　李玉清的工作十分辛苦。这并非她从小梦想的创意性工作。但是，她所从事的服装工程工作，是服装制造中十分重要而且往往是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正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完成。

　　在服装生产中占据更大的价值份额帮助中国公司在技能阶梯中向上攀升。同时也帮助西方服装经理们控制成本。“他们干得越多，设计师需要干的就越少。”Ｌｉｚ　Ｃｌａｉｂｏｒｎｅ的副总裁鲍勃·赞恩说，“工作在厂里完成要比在设计事务所完成便宜。”

　　年轻的美国服装设计毕业生过去能在所谓的样品室找到入门级的工作。在大规模生产前，草图在样品室转化成样品后交给设计师检查。

　　但现在，很多中国公司承担了欧美制衣业的样品室工作。李玉清工作的厦门Ｓｍａｒｔｅｘ公司每天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草图，然后通过联邦快递将数十件完成的样品送往曼哈顿、巴黎、米兰等地。

　　中美服装业经理们说，中国服装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向创意端移动多远。在将草图转化为样品的过程中，中国设计师的创意开始于向欧美的原创设计师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并非总是受欢迎。“当客户送来设计时，我们有时能够找出几处改进措施，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向客户解释清楚。”李玉清说。

　　一些设计师更进一步。坐在李玉清旁边的卢江是Ｓｍａｒｔｅｘ　的第一位员工，今年３６岁，独立完成设计。

　　Ｓｍａｒｔｅｘ的总裁叶先生说，他们通过沃尔玛这样的全球零售商在中国营销品牌，他希望最终能说服这些零售商在欧美卖他们品牌的衣服。像其他中国制造商一样，叶先生也对国际零售巨头们掌握的巨大利润空间深感嫉妒。“我按每件５美元的价格把风衣卖给他们，在美国的零售价则是１６美元。”他说。

　　威龙衣帽公司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在海外建立了桥头堡的中国公司之一。它生产罗斯夫人牌结婚礼服，在美国的零售价约１０００美元一件。

　　蔡美月（音）是公司的股东和首席设计师。她也是中国一小批呼吁知识产权保护的经理人之一。她估计，在中国国内她每卖一件结婚礼服，其他公司就卖出１０件仿制品。

　　“我们必须向外国设计师学习，他们有很好的责任感，不会去抄袭别人的设计。教育我们的设计师并让他们明白抄袭他人的害处十分重要。”蔡美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