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馒头”噎住中国制造

　　 赵晨峰将出口退税下调以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比喻为第八个馒头，综合之前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原材料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等因素，在吃了七个馒头的情况下，能否消化第八个还是未知数

    9月份服装或将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目录中。

    8月14日，由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带队的调研组到达广州市，就9天之后将正式实施的新加工限制目录政策(第44号公告)与企业沟通时，还释放出这样的信息：9月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

    作为纺织服装行业的代表之一，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溢达”)进出口部经理赵晨峰当时在会上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政策不要一刀切，应考虑到纺织企业的承受能力分类、分步来进行，以及考虑能否对传统产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赵晨峰将出口退税下调以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比喻为第八个馒头，综合之前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原材料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等因素，在吃了七个馒头的情况下，能否消化第八个还是未知数。

    失去“价格竞争”魅力

    香港溢达集团旗下的广东溢达位于佛山市高明区，三大厂区围绕着美丽的西江，集棉纺、梭织、染纱、后整理、制衣一条龙生产。大量贴着Nike、Polo等国际知名品牌的衬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被送往离厂区不远处的高明码头，通过货船运往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地，年出口衬衣近3000万件，出口额达到2.8亿美元。

    “每一次政策调整，广东溢达利润就缩减几千万元。我们出口以衬衣为主，假如服装也被列入加工限制目录，加上刚已被列入限制目录的纱线、布匹，仅在保证金这块就要掏出上亿元。今年底中欧纺织品协议到期，接下来预计欧盟极有可能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一旦这样，明年广东溢达甚至会出现难于抽出资金应诉反倾销官司的情况。” 8月22日，赵晨峰在高明工厂里显得很忧虑。

    综合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出口退税下调等各种因素，广东溢达目前成本大约上涨10%~15%，纯利润大约只剩5%左右，略高于整个行业平均3.5%的纯利润。

    如要恢复到原先的利润，这意味着必须将产品的单价上调10%~15%。广东溢达的战略是一方面通过对废纱、废棉重新利用以及节能等节省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提高技术以及提高产品价格。

    赵晨峰近日来常忙于与客户洽谈提价的事情，但多数客户暂时没有明确的回复，估计还要待进一步沟通。“收回的货款是美元，而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等费用是人民币，企业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人民币升值所导致增加的成本，客户相对愿意分担部分，但由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所增加的成本则比较难与客户沟通，大费周折还未必能解释清楚。” 

    与劳动密集型的服装行业相比，属于“两高一资”的铝材业受政策调整冲击更大。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海外营销分公司经理李力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7月1日起，铝材出口退税率11%全部取消，中国铝材的价格竞争优势一下荡然无存。原先在欧美低价铝材市场上，中国与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产铝国家平分秋色，东欧国家的铝材由于地理优势交货期相对短，而中国的优势是比东欧国家的价格低20%。由于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退税调整，中国铝材不得不向客户提价，而采购商因一时无法接受价格上涨而将订单向东欧国家以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出口退税取消以来，我们的出口业务锐减50%，广东凤铝年出口额7000多万美元，预计受此影响利润将减少6000多万元。”李力生说。

    出现强劲的“对手”

    向来客户是“上帝”。台资企业万邦鞋业新闻发言人郭炜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采购商的态度是加工企业战略调整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参考指标。

    万邦鞋业近年来生产线发生重要的调整，原先全部生产线设在广州白云区，五年前开始到广东清远新设生产线，从去年开始已将广州的生产线全部迁移到清远，而今年在印度的生产线开始投产。

    万邦鞋业主要为阿迪达斯等大客户贴牌生产运动鞋等产品，在广东的员工超过1万人，产品100%出口。“要将在制造方面所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给客户的可能性不大，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自身来消化。从广州迁移到清远有降低成本方面的考虑，”郭炜文说，“我们客户主要是大型跨国采购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合作的加工厂来调配生产，如果我们的定价提高，采购商会将订单往其他国家转移。客户为了分散市场风险以及降低采购成本，对合作企业也提出了最好具备跨国生产能力的新要求。”

    现在万邦鞋业广东清远的生产线每个月产鞋120万双，而在印度的生产线每月产鞋10万双。郭炜文认为，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现在中国大陆已经逐渐不具备原先的成本竞争优势，但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链相对完善，工人熟练程度较高，综合竞争力还较强，国家在政策调整时应注意适度，避免外商大规模外迁。

    近年来，由于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等原因，一些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港台企业开始将部分生产线往外迁移。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因为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制造业在近几年来快速发展，并承接部分从中国内地转移的产业，因此被称为对“中国制造”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亚洲经济增长第二快的国家，自2000年来制造业产值每年呈11%的速度增长。而印度拥有11亿人口，政府推出多项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制造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基础设施也在逐渐改善，2005年被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评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地。

    “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最突出的优势是没有贸易顺差的压力，给予外商投资制造业的政策比较稳定。”刚从印度、越南等国家考察回来的广州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说。他表示，能够理解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国家出台一些抑制出口的政策，目的是淘汰部分低附加值的企业，但力度过大对大规模的优质企业也冲击很大，一些资金雄厚的台资加工出口企业或考虑转移来降低成本，但不是往中西部而是可能往东南亚国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