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大批外迁：东莞与制造 谁被谁抛弃?

　成本急剧上升，制造业大批外迁，政府开始作出挽留姿态，治了标，能否治本？

　　近80万元的欠款可以收回来吗？董明(化名)还抱有一丝幻想。他是东莞寮步镇一家工业设备公司的老板，客户主要是电子加工企业，集中在东莞和周边城市。以前只是从报纸上或者同行那里听说过上门讨债的事情，现在他也要经历了。

　　2月28日，从业务员口中听说东莞一个客户的负责人跑了，他决定赶紧去看看。等他们到的时候，这个公司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十个闻讯而来的供应商，公司大门紧闭，小门则由当地村治安队把守，非本厂员工无法入内。

　　“我们跟这家公司合作有两到三年了，一直合作都不错，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问题，拖欠了170多万元的货款，后来他们拿了客户的一张100万元支票付了款，其他的就没有兑现了。”董明说。据他了解，这家公司欠了七八十家供应商的钱，共计2000万元。

　　为了追回这些欠款，董明联合其他供应商同时向法院起诉，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因为这个公司的老板杨某在逃跑之前似乎便已做了充足的准备，在今年元月，杨某将公司法人代表悄悄变更为该公司一名主管，而其工厂设备则已于春节前分批次往外搬迁。董明和供应商来公司要钱的时候，新的法人代表表示他对公司此前的欠款概不知情，即使存在欠款，公司目前也没有钱来还，只有一些不值钱的固定资产。而事实上，据董明他们所知，杨某于去年年底在湖南郴州建了一片大的工业园，他很有可能将资产转移到郴州了，“我们去公安局报案，就是防止他洗钱和转移资产。”董明说。

　　供应商向该公司一员工询问情况时获知，公司在26日就通知他们公司已经倒闭，他们不用来上班，但是公司还欠他们3个月的工资。正是在这些员工的努力之下，这家公司没能将大型的生产设备运出公司。29日，董明收到一条杨某发来的短信，说自己正在筹款还债，不过由于大环境影响，资金可能还比较紧张，希望供应商理解。

　　其实，董明最为焦虑的事情不是这笔欠款能否收回，而是如果将来像杨某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话，他的公司将怎么办？目前在东莞，加工制造企业的生存状况越来越艰难，仅在厚街镇就有1000多家鞋厂关门或转移到内地，台资企业则多数转移到越南，如果东莞的台资和港资企业搬离东莞，像董明这样的配套商的资源将会大幅减少。

　　据东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只有175家台资企业外迁，东莞外经贸局给出的数据则是50家，不过东莞市台商协会一负责人却相信已有1成到2成的台资企业迁出东莞，此前东莞在台企业有近6000家，按照这个比例，外迁企业应已接近1000多家。

　　事实上，除了台资企业，那些内资企业和港资企业也在纷纷寻求外迁，香港工业总会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有37.3%的港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搬离珠三角，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将何去何从，当地政府如何帮助它们走出多重因素导致的成本与市场困局？
 
　　高企的成本

　　董明担心客户能否还款和以后能否有生意，而小张则担心自己还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2月29日，他接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通知，3月7日后再也不用来上班了，和他一样面临失业的还有3000多名同事。

　　小张所在的东莞市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是紧邻深圳的东莞长安镇镇属大型企业，因此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后，当地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进行安抚，包括组织本地其他企业进厂招聘、为离厂员工办理退保等。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给媒体的新闻资料显示，福安公司裁员的主要原因是“经营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现有人员数量远远超出公司实际生产能力”。这次裁员共涉及3310人，公司为此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总额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小张和部分福安公司的员工认为环境污染给公司造成巨大成本压力可能是裁员的主要原因，2006年，福安公司曾因偷排工业废水被当地环保部门罚款1100多万元，此后公司的排污情况受到当地环保部门全面检测，“最严的时候有一个月环保局的人几乎天天在厂里，后来据说改为每周检查两次。”而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到2013年，福安公司要无条件搬迁甚至关闭。

　　事实上，为了达到环保标准，福安公司投资了几千万元对排污系统进行改造，因此从2006年的罚款后就再也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该公司生产部门一人士表示，由于公司属于高污染低毛利行业，把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上将使公司成本大幅上升，而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考虑，公司也无法扩大生产规模，正是这种两难情况限制了公司的发展。

　　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仅仅是珠三角制造企业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深圳市加工贸易企业协会副会长黄汉新认为，珠三角制造企业成本急剧上升，原因包括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环境保护等等，其中有很多是政策性因素，因此企业要渡过难关，也需要政府提供适度的支持。“以税率为例，原来深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企业的税率在15%左右，但现在统一为25%，增加了10个点。”

　　“在实行新《劳动合同法》之后，公司人力成本增加了不少，平均每个人月工资上涨了300块钱。”董明说。这是东莞的人力成本，而在深圳则更高。黄先生是深圳龙岗一家手机公司董事长，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他给公司每个员工都买了保险，为此支付了将近160万元。每个员工的养老保险是本人工资的18%，其中企业承担10%，个人承担8%，医疗保险是每月12元，个人出4元，企业出8元，再加上当地政府每年都会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去年的标准是750元，加上加班费，员工一般能拿到1500块钱左右，“工厂基本是包吃包住，员工虽然累一点，但是最终收入盈余每年都在增加，甚至不会比那些要租房住的白领差。”工资上涨对员工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指望靠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生存的企业来说则相反，加上手机行业平均价格不断下降，在深圳已经有很多手机工厂因为薪资没有竞争力或者拿不到合适的利润而关门。

　　最低工资标准和新《劳动合同法》对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来说，如同雪上加霜，而这些企业同时还要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公司出口货物拿到的是美元，而在支付工资时是人民币，这样公司利润更低，不过我们在行业内的情况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