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越坎
中小企业正在遭遇一场寒流。
2008年以来，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不管是企业主还是外来务工者，对中小企业倒闭与停工事件，都已经麻木。
“五虎下山”，这是对中小企业倒闭或停工因素的通常概括。面对汹汹气势，中小企业无力招架，倒下就成为普遍性选择。
但是，倒下之后的连锁效应，将对就业、税收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决策者，无不高规格重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并且都在积极主动地探寻破解之道，帮助企业“越坎”。
虽然，到底有多少家中小企业会在2008年倒下？已无法得出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中小企业“入冬”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继1997年、2004年之后的第三个民营企业“崩溃年”。
那么，在这个严冬里，政、企、银三方应该如何合力缝制“过冬的棉衣”？
五虎下山
一叶知秋。一棵圣诞树，或许就能折射出当下中国出口加工行业所面临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摧倒了“中国制造”这棵“圣诞树”的呢？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A区三楼的一间商铺中，店主何鹤平百无聊赖地守在彩灯闪烁的圣诞树旁，等待最后一批采购订单。
往年的6月至10月，圣诞老人都会准时把欧美家庭全年1/3的消费支出抛到地球的这一边，给中国的工艺品和玩具厂商们带来一年一度的狂欢。按照旧例，何鹤平的圣诞树也早该整齐地排列在集装箱内，驶往大洋彼岸。今年，圣诞老人爽约了，欧美订单缩水20%倒在其次，微薄的利润空间也压得“何鹤平们”喘不过气来。
此时，距离义乌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传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集团倒闭的消息。圣诞节变成圣诞劫？200 8年底，中国众多玩具厂商的心头结上了严霜。
漩涡中的圣诞树
在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口中，流传着“五虎下山”的说法。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信贷紧缩，这五重叠加因素使得中小民营企业内外交困，失血严重。
一叶知秋。
一棵圣诞树，或许就能折射出当下中国出口加工行业所面临的困局。那么，“五虎下山”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摧倒了“中国制造”这棵“圣诞树”的呢？
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在打击欧美金融体系之后，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以往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的美国人，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购物需求开始降至冰点。长期依赖欧美市场的浙江和广东制造业，无疑成为这条危机传导链条上的牺牲品。
“按照我们的统计，今年义乌玩具出口的降幅在20%左右。”义乌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童元智说，在西方国家，每年10月份开始到年底的圣诞购物季，几乎要占全年零售额的一半以上，玩具占比更高，因此，金融海啸对人们消费意愿的打击，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玩具出口。
与国际需求下降同步，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呈陡涨之势。
成本因素正成为一张越收越紧的网，挤干了中小企业本来就很微薄的利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4月份，我国钢材、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仅上升5.3%，涨幅倒差从去年底的2.9个百分点扩大到 6.7个百分点。
以圣诞树生产为例，除去塑料，铁的购进价格涨幅高达60～70%。一棵1.5米高的圣诞树，树杆加上250多根树枝，至少需要6～7斤铁，仅此一项就导致成本上涨25%以上。
除去生产资料成本高企，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2008年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劳动力报酬增长16%以上，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沉重压力。由于终端的产品价格涨不上去，成本增加对行业利润形成挤压效应，使得绝大多数传统品种的圣诞产品利润下滑到5%以内。甚至有商家称，有时候一棵圣诞树只能赚到两角钱。
“不生产等死，生产找死”，2008年银根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以浙江为例，今年该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广东省中小企业局调查显示，广东95％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资金缺口高达1.2万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李子彬分析，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只占2%，直接融资占98%，“ 千军万马都挤在银行贷款上”，但是，银行不给贷，高利贷又借不起，一些中小企业只好关门歇业。
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成本畸高加上信贷收缩，中国中小企业被逼进了一条“死胡同”。
“盛世危言”的升级路线
一棵圣诞树背后的辛酸，只是2008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一个投影。在此前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病象早已浮现。
从区域来看，国人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始于广东。年初，珠三角地区外商撤资，企业转移，诸多中小企业关门歇业，媒体掀起的舆论风潮还未能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在当地政府强力推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多数人认为，珠三角数目不明的中小企业倒闭，不过是自然淘汰或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
直到3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做客央视，抛出“温州20%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的盛世危言，才让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浙江。
6月中旬，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以行政公文的形式，向国家发改委投书两封，陈述浙江中小企业发展困境及解决之策。7月初，一份题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由浙江省紧急报送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
报告直言，浙江经济正处在产业升级转型期、国际经济波动期、宏观调控紧缩期“三叠加”的关键时期。“全省20 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危机，关停并转增多，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
地方频频发出言辞恳切的求救信号，终于在7月得到高层回应。7月4日至6日，6天时间，中央决策层领导调研了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5个沿海省市，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高层人物之密集，为建国以来罕见。
嗣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一份权威消息正式宣告，中小企业的“严冬”来临。中小企业司统计显示，全国上半年6. 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仅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就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将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
7月，成为一个分水岭。
不仅仅在于中央高层关注所带来的心灵按摩作用，还在于此后情势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当中央和地方正在为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赶制过冬“政策棉衣”的时候，浙江和广东两地开始传出龙头企业倒闭的消息。
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短短4个月间，浙江金乌集团、金义集团、一新集团、江龙控股集团、华联三鑫集团等5 家行业翘楚先后“倒塌”。10月17日，媒体又爆出位于东莞的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集团的倒闭，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危局开始露出狰狞面目。
如果说，此前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倒闭是否“正常”尚存争议，那么颇具悲壮色彩的龙头企业的完结，则为争议画上了终止符。上半年，官方多用温和的词汇将“倒闭风潮”称为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期或者是盘整期，但是，下半年警报频频拉响，开始动摇民营企业熬过严冬的信心。
“谁将成为下一个”，惶惑犹如一个幽灵出没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有专家分析认为，此轮中国民营企业倒闭潮符合既往国际经验，将会经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升级阶段是部分大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第三阶段，由于大企业涉及较广的债务锁链，几家龙头企业倒闭将引发行业全面的债务危机，从而使破产和倒闭大面积扩散。
那么，近4个月来集中发生的大企业倒闭现象会带来什么结果？专家预测，这6家企业倒闭直接涉及的企业多达上百家，而涉及的债务规模则可能高达200-300亿元。如果加上企业间的互相担保，这一数据还将几倍、十几倍地放大。
可以预料，在未来半年乃至一年时间内，浙江和广东的企业界还将引爆一连串债务地雷，从而直接威胁两省在全国的经济领军地位。与此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引擎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强劲动力。
“中国制造”行将终结？
曾几何时，浙商和粤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权变意识的代名词。每一次风暴来临，它们总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
然而，为什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那些尚能如浴火凤凰般涅槃重生的企业，在此轮倒闭风潮中却无法躲过劫难？为什么2008年在“五虎下山”带来的民营企业严冬中，浙江和广东两省反应尤为剧烈？这是当下中国制造业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坦言，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他认为，相较于十年前经历的困难，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使得社会资金短缺，中小企业纷纷到地下钱庄借钱，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而后，中小企业纷纷寻找海外订单，度过了难关，同时也造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十年之后，恰恰是国际市场的萎缩加剧了今天企业的困境。由此可见，国际市场犹如悬在“中国制造”头上的达摩利克之剑，既能让中国企业赚得钵足盆满，也能让中国企业千金散尽。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正是“中国制造”抢滩国际市场份额势头最为强劲的时期，而以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在2008年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那么，在7月中央高层调研的沿海5省市中，为什么浙江和广东的反映最为剧烈呢？
外贸依存度是一个地区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代表着一个地区贸易开放的程度。统计资料显示，沿海5省外贸依存度由高到低分别为：上海(167%)-广东(161.6%)-江苏(102%)-浙江(65.8%)-山东(34 .1%)。看到这组数据，人们不由得发出疑问，为何外贸依存度并不高的浙江，会比江苏的反映更为剧烈?
问题根源在于两省进出口结构的差别。浙江产品一直以来“重外销、轻内销”，尽管一辆电动车的价格只有国外一只鞋的价格；6米YKK拉链可以买到1000米浙江产的拉链，这些数据不仅说明浙江出口产品惯用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呈现出外贸结构的一种结构性风险，这与江苏“进口出口对半分”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在江苏的企业比浙江的企业更好过些，原因是江苏是两条腿走路，进口出口平分秋色。而在人民币快速升值时，出口受到的影响是最剧烈的。”一外贸公司老板分析认为，浙江只有做到“有进有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才能挺过风险，再谋后路。
就在整个经济形势出现低迷的时候，山东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两个双第一，1-5月，山东省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34亿元，增长27.2%，实现利润额全国首位；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8 207.76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3个百分点，在鲁苏浙粤沪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山东的工业利润？
山东省经贸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指出，近年来，山东重工业所占比重一直在68%-70%之间，而以原油、煤炭、农副产品等为代表的原材料类产品今年以来均在高位运行，煤炭、原油价格的上涨，扩增了山东能源工业的利润。山东“大象经济”相较于浙江和广东“小狗经济”来说，在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的情况下，表现稳健得多。而相对较低的外贸依存度，也让其在此轮国际经济波动中少受损失。
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浙江和广东，凭借低成本优势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独占鳌头，也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向标。2008年，国际市场的“盛宴”陡现残局，“中国制造”的十年运势是否就此终结？
尽管答案还不明朗，但是正如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一样，那夜，浙江、广东中小民企将无人狂欢。-
浙企“生死劫”
沈雁冰
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温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经营5年的制鞋企业关停了，厂房已经转让，此时他“暂时失业”，在家“休养”。
何志明经营的鞋企规模不大，高峰时有员工110多人，一年产值800万元。何志明告诉记者，这两年制鞋所需的几十种原材料都在不断涨价，而成品鞋价格却涨不上去，生产一双鞋的利润只有1元左右，工厂运营只能基本持平，无奈之下只有把企业关停。
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企业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寒冬”。温州鞋革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鞋企从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锐减至2600余家，短短5年关停数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关停企业的事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锁具等众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同样堪忧。
2007年以来，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倒闭潮”与资金困局
浙江的中小企业似乎笼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体一度盛传“浙江民企20%中小企业倒闭”。8月11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政府对传言专门进行了澄清，“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官方说法企业倒闭并非传言那么严重，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2008年初开始，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或出走或自杀就是一个佐证。
在温州，永嘉的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三角的高利贷债务，已经服毒自尽；在金华兰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药公司，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缢身亡；在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于无法支付高利贷远遁海外；在杭州，南望集团老总一夜间突然消失；在嘉兴，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这一连串的企业变故也为浙商耀眼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单是温州，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知名企业的倒闭因素又几无例外——资金链出现危机。
2003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今年是第6年。特别是2007年底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调控力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下，持续的紧缩使得国内银行资金流动性大减。此外，国内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众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生存出现危机。
融资问题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今年犹甚。据银监会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位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甚至有企业在接到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向银行申请贷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弃订单。
温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贷款难问题：“3年前，银行经理为了把钱贷出去，经常请企业主吃饭。而这两年的情况是，企业主到处请银行信贷经理吃饭，但最终也贷不出钱来。”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资金出现紧张的企业，进而转向民间借贷。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因为普遍的资金紧张，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确实有6000亿元的财力，但广大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苦恼，这是一个市场悖论。据他估计，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元。但是，由于温州企业众多，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样因为市场因素导致无钱可赚关停企业外，一些老总出走或自杀，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拆借高利贷和盲目投资”。
资金的匮乏使不少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不借钱等死，借钱是找死。”不止一位企业主这样对记者说。
景气指数不“景气”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诸多摊主抱怨，“生意难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义乌政商两界的人士则告诉记者，“那些小企业主日子更加难过”，义乌除了那些大企业老板，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不是做企业的，也不是在国际商贸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拥有商贸城摊位的业主，他们一年仅靠摊位出租就能获利几百万元，“衣食无忧，也没后顾之忧”。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地的《义乌商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报纸上有4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根据公布的电话联系上一家解散企业的清算组，对方语气很不耐烦，“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近两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应该是担保、典当和寄售行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要知道融资有多困难，只要去大街上看看这两年冒出多少典当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义乌的大街小巷，随时都可以看到典当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当公司和寄售行。这些少则一个门面多则三四个门面的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同样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有媒体报道，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70多家。记者在平阳县敖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地也都能看到担保公司的招牌，可谓遍地可寻。
此外，厂房或生产设备转让的消息也充斥着当地报纸和电视。记者联系上一位工艺品厂转让人，对方表示因为急需资金，厂房折价转让，随时可以去厂里看，诚心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这些厂房转让的人，有很多是因为拆借了高利贷或者银行贷款到期，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经波及劳务市场。位于温州市区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大厅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术工和熟练工为主。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务工者，门前狭窄的马路边一些工人百无聊赖聚在一起玩起了扑克。一位四川籍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换过三份工，现在又失业了。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近一段时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饶有意味的是，有着“世界小商品价格风向标”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城景气指数连续几月呈下滑趋势，指数不再“景气 ”。无独有偶，被称为“亚洲最大纺织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价格指数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势，五大类别包括原料类、坯布类、服装面料类、家纺类和服饰辅料类景气指数都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阵痛期
在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阵痛期，或者称为“成长中的烦恼”。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
史晋川认为，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温州制造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州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 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等，这里涌现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0多个轻工产业集群。据统计，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占到企业总产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业机会。
“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无论从经营广度到深度，还是到经济指标的拉动，中小企业都是主力军。”周德文介绍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正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业普遍又因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等，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今，众多中小企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了“形势严峻”这样的字眼。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出席该省一次企业界的会议上表态说，“政府将与企业齐心共渡难关”。
而周德文则认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温州企业也开始了“剜疮”自救，有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压缩成本，准备“猫冬”；有的企业转行或者大举外迁，寻求生存之路。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来突破难关，“有困难才会有转机，有转机才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