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工业化的喘息
熊伟在凌晨时分结束夜班工作迈出工厂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生活如工厂流水线一般精确。这位22岁的年轻人是这家拥有超过8000人工厂的一颗螺丝钉，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拥有更多的同事，那时工厂员工的总数大约为一万人。
熊伟所在的是一家全球前五大、台湾前三大的计算机主板制造商设在大陆的工厂。这家全球知名企业在1986年由五个在台湾索尼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创建，由于索尼决定放弃计算机组装生意，这五个年轻人先后被公司裁掉，结果他们一起创建了这家名为微星科技的公司。
微星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恩斯迈工厂，园区面积大约20万平米。生活区内包括了超市、邮局、银行、电视房、篮球场、乒乓球室、羽毛球场和网吧等设施。不过公司的桌球室内，桌球的台面已经破烂不堪，如果真要打桌球，熊伟会选择到园区周围的娱乐场所去玩。本来在工厂的周围有更多的娱乐场所，但在媒体曝光这些场所发生的火灾之后，它们纷纷关闭——最近的一次大新闻是同在关外、工厂云集的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的大火，以及由此牵出的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陈旭明的腐败案。
仔细观察一下，人们会发现熊伟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发型时髦，皮肤黝黑，鼻梁高挺，身材瘦削干练，只是讲话时有浓厚四川口音。两年前在重庆万州老家读完高中之后，他选择来深圳。在他的将近六十人的高中班级里，只有十五个人考入了大学，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并且怀抱巨大希望，期望能够摆脱父辈的命运轨迹，而大多数人则失去了这个机会。其实，更多的人因为“读了高中也是出去打工，读了初中还是出去打工”，已经提前放弃了对命运的抵抗。
熊伟独自来到深圳，参加了一个重庆老乡在深圳举办的技术培训班，然后，在一家大的计算机主板制造商精英电脑公司觅得一份工作。他的其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四散打工，但在深圳的却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的朋友只是那些在工作中认识的年轻人——不是同事，就是前同事。
大约在一年半之后，他开始想自己可能需要一份新的工作，因为人总是往高处走。“我们这些出来打工的，想的无非是多赚些钱”，他说.几个玩得好的朋友跟他提起了这家名叫恩斯迈的公司。他开始心动，于是到人才市场投了简历，然后面试，最终得了这份新工作。那是2008年的3月份。
随后他搬出了精英电脑在工厂外给员工们租住的宿舍，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找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房租700元，但是房子内空空荡荡。他们自己买了简单的家具，包括电视机和电风扇——出于疲惫时打发时间的需要和深圳炎热的天气，这两样家电成了生活必需品。至于电冰箱，他们想都不想。
接下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等到工资发下来，钱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了2100元，但是大多数时候只能在1500元上下徘徊，最少的时候甚至只有900多元，这个数字只是刚刚超出深圳规定的最低工资。
对此，他不太抱怨，因为开会的时候，“老大”——小组或生产线负责人——会发出 “公司已经养不起你们了”的感慨。他说自己可以理解，因为“公司人太多了。没有订单，也就没有利润。一个老板开公司是想要赚钱，而不是想要亏本”。
好消息是他遇到了他的女朋友，一个年龄比他小的四川女孩，剪着刘海型的长发，圆脸蛋上的笑容甜美。
女孩是去年12月份开始到恩斯迈上班的。当这对小恋人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同事，只是熊伟在公司的维修部工作，而她在检测部。至于怎么认识的，“噢，我们可是在一个工厂”。当然，要在一万人内碰到另外一个人，也不容易。
在这里他们知道了台湾的三大主机板制造商的名字：精英、微星和富士康。熊伟已经在其中的两家工作过。他们也知道了郭台铭。
“哇，富士康好大啊！”对他们讲起鸿海在深圳工厂的富士康员工感叹说。这家设在深圳龙华的园区约有三十万人，被视为了解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每天这家公司要为龙华园区内的10处大型员工食堂提供15万份以上的午餐，每吨午饭要用掉10.6吨大米。用工高峰时期富士康的园区每天新招聘员工达到3000人，园区的保安就有超过1000人。不过，这些都是过时的数据。在传言中，这家公司已经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裁员的传闻中摇摆。尽管郭台铭本人曾经表示公司不会裁员，而且已经宣布退休的郭台铭也会重新披挂上阵，率领鸿海庞大的制造业大军共度危机，但毫无疑问，一些员工必须离去，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公司的制度，这些制度在金融危机时变得异常苛刻。
“富士康已经开始三班倒了”，熊伟说。相比之下，尽管他们工作的恩斯迈也同样遭到危机的袭击，却仍然是两班倒。还有传言说一些公司已经实行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对于打工者而言，这都是不幸的消息，因为工作时间的多寡决定着他们收入的高低，如果拿不到加班费，普工们每个月的收入只能比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多一点点。
不过郭台铭仍然是这些打工者心目中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公司做到拥有数十万名员工。“如果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在吹牛，一个工厂怎么可能有三十万人”，这个22岁的年轻人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二
夜班结束后，熊伟没有休息多久，因为已经约上了女朋友——他们两个都是夜班——一起离开宝安，到深圳关外的龙岗去见他的一个亲戚。
尽管已经在深圳待了两年，可是这对恋人对这个城市都毫无概念，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走。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会叫出租车，关外的出租车往往拒绝打表，而是要和你讨价还价一番。这些出租车司机也是从各地来到深圳的打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这些在工厂内打工的人们抱有一种带有嘲讽的同情心：太不自由，被人管着，收入也不高。
他们两个跳上公交车,然后在车上睡了一会儿，毕竟已经一整夜没有睡觉。
“上夜班不打瞌睡怎么可能？”熊伟说。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知道，只要触犯到工厂的制度，就有可能被裁掉。这些制度中包括不准把手机带入车间——“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带进去”，也包括了上夜班不准打瞌睡。如果触犯了这些制度，并且被抓住，之前的处罚是警告或者记过，最严重的处罚是记大过，一年如果被记三次大过，那么将会被开除。“可是现在不同了，只要你犯一点错误被抓住，公司就可以开除你。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只要你犯一点错误，就拜拜……”，在说“拜拜”时，女孩拖长了声音，声调向上，竟依然是欢快的。
那些本来遥远的词语，诸如“金融危机”竟然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而且这种渗透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他们已经习惯了把目前的各种不顺都归结到“金融危机”头上，并且自己也频繁的谈论它。它的影响他们已经可以看到，比如厂里的一个楼层以前有9条线在“跑”，而现在只有3条线。“相当于之前要用9条线的人，现在只要用3条线的人，多了6条线的人出来，你说怎么办？”——一条线需要的工人数量为五十到六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