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商战的徘徊与奋进

            随着中国商业的变革，中国服装品牌开始了30年的不断创新、校正、求变和再创新

　　一年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特许经营学院院长刘文献曾就中国服装商业做过一段评论，对于2007年国外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热潮，“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新兴市场内部，新兴产业力量、新兴商业模式、新兴品牌影响力的革命。”

　　更有人预言，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快，国际品牌和资本将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中国服装商业的拐点或将来临。

　　其实无论“拐点”说是否贴切，中国服装商业正在经历变革。而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积累和沉淀将为变革加上注脚。

　　空白与萌动　　

　　北京的初冬寒意凛冽，不过退休工人老王家挂着的照片，则把他的思绪带回8月的盛夏。

　　60岁出头老王是街道社区的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奥运会时期，作为社区志愿者，老王亲身参与了奥运。身穿志愿者服装的照片，是他在奥运会期间最重要的纪念。

　　不过老王的儿子却对父亲照片中明亮的湖蓝色服装深感兴趣，在他看来，父亲平时的衣服大都颜色单调，款式落伍。

　　而如老王一般年纪的人，则经常引用“那个年代”，试图向下一代说明：他们服装朴素，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老王所说的年代是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他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生活在一个“票券年代”：几乎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按月配给的票券才能够购买，比如布票。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服装的主要原料是国家控制的统购统销产品，不仅规定使用数量，甚至连款式在各地的计划中，也有明确规定。

　　在成衣稀少的年代，军装是最时髦的成衣，当时军装的材料是被称为的确良的稀有面料。在七、八十年代，的确良因为较纯棉面料不缩水、不变形、色彩艳丽而风靡全国。买的确良的服装虽然不用布票，“但得用工业券，那时每月按工资比例发工业券，一月可能只有两三张”。

　　布票的使用源于当时中国服装产能的不足，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等因素使服装产量无法实现快速增长。

　　1978年，我国服装年产量为9.51亿件，这一数字在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分别上升为10.61亿件、12.43和14.73亿件。虽然每年增幅都在10%以上，但平均到全国，每人每年却只有一件左右的服装可供消费。

　　相对短缺的成衣商品，使其后小裁缝式的商业模式有了发展的条件。

　　“买块布头，到裁缝店去做。”老王说。所谓“布头”，是“整匹的布，卖到最后不成卷了，就当布头卖。三五尺甚至十尺八尺都算布头”。因为“那时布票快取消了，布也不像以前那么珍贵了”。

　　1984年，使用了30年的布票取消，也带动了成衣业的发展。一些国营工厂生产的服装开始流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百货商店和服装店。

　　其他一些相对偏远地区商品短缺使私营经济萌生，但在当时，这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的手段。老王的一位亲戚就因为到北京“倒腾”一些皮带、针线回东北销售，而被贯以“投机倒把”。

　　老王并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武汉汉正街已经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市场经济在争议场中艰难酝酿。

　　尝试与起步　　

　　1979年，武汉冲破阻力，在全国率先采取免除税收、管理费等政策，吸引商户到汉正街经营小商品；并突破国营商业独家批发体制，允许个体经济从事批发业务。

　　虽然在尝试初期饱受争议，但1982年的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充分肯定了汉正街发展小商品市场的经济模式。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会议则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需求的增加和政策的转向，让之前的“投机倒把”者成了市场经济的先行者。80年代，当时被称为“倒爷”的人成为市场经济初期激活服装商业的主力军。以他们所贩卖服装为主体的服装经营集散场所，也首先在虎门出现。

　　1981年，虎门成立了“工商业个体劳动者管理委员会”，加速了原有地摊式市场转向专业市场雏形的形成。

　　而到了80年代末期，虎门专门经营服装生意的商户已经有几百家，初具规模。其实，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中国服装产业开始更加活跃的发展。

　　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虎门镇政府对服装专业市场建设进行了有意识的引导：同年，“个管委”注册成立虎门富民服务公司，借贷集资购买土地，兴建了有1200多个商铺的10层大楼——富民商业大厦。

　　一年后，富民时装城开业，成为虎门服装重要的商业平台。

　　1996年，虎门开始向全国“推销”即将举办的服装交易会。当年11月15日，第一届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在略显仓促中开幕。6天超过10亿元的交易额让虎门镇政府感到非常满意。

　　商贸虎门的名头开始叫响。1996年时，富民时装城内每天人已经“挤到走不动路，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

　　此时，一股服装商业的风潮已在全国盛起，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解放出来的新需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尤其是品牌的初步发展。

　　显然，这其中的原因是，随着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退出市场，“纺站等逐渐被取消，中国服装开始真正‘入市’。”而武汉汉正街、沈阳五爱等初级批发市场也开始成形，成为服装流通的重要渠道。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大型零售商业的重组、改革正在进行，商业公司和商厦等取代了之前的百货商店和服装店，成为服装销售的主要场所，中国服装商业的新格局开始形成。

　　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相对于乡镇企业来说，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们乡镇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只能卖给各省市的纺站”，红豆董事长周海江说，而且“当时纺站先到国营企业采购产品，不够才要乡镇企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