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中国内需期待
牛年春节刚过，一则来自商务部的数据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7天假期，全国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0亿元，同比增长13.8％。
在猛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内消费市场的牛劲十足、活力四射让众多欧美国家艳羡不已。而这场迸发的消费“牛市”，除了节日消费的惯性外，也与多项政策刺激不无关系。
而今，大把掏钱才能顺利过冬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几十年来，“消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始终怠速。如今，当“出口”这台机器的马力不再强劲，只靠“投资”超负荷运转，能否驱动中国经济这趟高速列车？
2900亿元的讯息或许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可能。
2009年，扩大内需已是箭在弦上。
转型
2008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重要信号—扩大内需将是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宣布，将推行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在内的十项措施。同时启动总额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紧接着，地方政府也陆续宣布将加大投资力度，刺激计划的规模因此达到10万亿之多。在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形下，庞大的投资计划无疑给前景不明的中国经济打了一支强心针。
溯及以往，政府较早一次提出扩大内需，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后。
当时，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滑，政府出台了种种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设立黄金周，放行个人住房消费信贷，鼓励汽车和住房消费，等等。这些政策对于缓解外部冲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一次，“扩大内需”的提出与外部环境仍然不无关系。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受全球金融风暴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踵步入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给已经具有很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出口不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面临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和劳动成本增加等压力的中国企业开始变得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居民手中金融财富的大幅缩水，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下滑，居民家庭消费更加动力不足。
在这种宏观环境和走势影响中，内需开始持续下滑。
而此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转型的需要。
即从过去“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是必需的。并且，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内需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生产者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极其明显地凸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增速，而不致急速下滑，如何“向内”启动内需来“消化”过剩的巨大生产能力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并且，从国内需求的三个构成要素—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家庭消费看，要启动内需，必须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
“冬眠”的内需
事实上，内需不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
1994年开始，中国的物价开始持续走低。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企业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满大街的“拆迁价”、“吐血价”、“跳楼价”—种种迹象显示当时的需求确实出现了问题。
价格长时间持续下降，不仅反映出总量失衡，更凸显出经济运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
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彼时的中国已是超过人均2000美元GDP的国家，但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2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那么，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
如果要弥补这个差距，打破城乡壁垒、推进城市化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处于滞后的状态，也因此导致了大批的农村人口被甩在市场之外。
有学者认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相当高的城市化程度；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因而，造就了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一分裂的工业化过程，使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品不相称的低水平。而城市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都要以城市生活为条件。因此，分裂的工业化，不仅把农民甩在了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外，更将农民甩在了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
持类似观点的专家还认为，令内需“冬眠”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金融改革的滞后。后者直接妨碍了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总需求不足就会立刻显现出来。而中国很长时间来都面临着这种情况—
居民的储蓄在源源不断地增长，但中小金融机构仍然缺乏，导致储蓄很难从银行转化为投资和各种生产型支出。虽然近年来民间投资有所启动，但政府投资还是占了绝大部分，且存贷差也在继续扩大。
除此，更普遍的观点还有，内部需求不足是与贫富差距悬殊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各个方面。虽然实行了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但效果并不明显。
另一个未经验证的说法是，银行储蓄的80％掌握在20％的最富有人群手里，但这些人的消费意愿很低；而有强烈消费意愿的80％的人群，消费能力却又十分低下。再加上目前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仅有的一点钱也都被存在银行以备急时之需。
这些都成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
而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使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是必须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开始了这种新基础的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