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企的怪像：“裁员热”与“用工荒”

 对于许多鞋企，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加工型外贸鞋厂，今年遭遇严重用工荒的祸根其实在两年前就已埋下——2010年，珠三角缺工达200万以上，工厂为招工愁眉不展。2008年，也正是在珠三角，金融风暴来袭让鞋厂订单锐减，工厂为了节省成本大幅裁员，当时有的鞋厂裁员率高达50%以上，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做法，让大批工人流失，再也不回来了。工人不是简单的商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尽管金融危机时的裁员并不是用工荒的根本原因，但其中折射出中国工厂的巨大缺陷——一家企业可以随时炒掉50%的员工，员工的基本利益和待遇得不到保障，这反映出企业长期以来只将工人当作低廉成本、缺少人文关怀的惯性思维。

    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正是这种缺陷被集中放大到极端的表现，“十三连跳”的残酷事实让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这场社会大讨论中，鞋业界人士应该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字眼、熟悉的观点，更应有感同身受、未雨绸缪的反思和措施。尽管鞋类企业还未出现此类大规模过激事件，但是劳资矛盾、工人归属感不强、流动性大等问题在鞋业界存在已久，这正是导致工厂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在进城务工的民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计划生育的实施本来就让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无法和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大军”同日而语，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生存条件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大幅分散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去向，这部分年轻人进城打工的目标，已经从他们父辈渴望的“基本生存”变成了现在“体面地生活”。他们的愿望不再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一整年，寄钱回家养家糊口，不再满足于机械地、重复地出卖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后人的意识觉醒、思维进步后的必然结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改变自身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鞋厂中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式工作，对现在的打工者还有多少吸引力也就不言自明了。

    加薪和内迁是不是良方?

    富士康针对跳楼事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薪，据报道，最大加薪幅度竟然高达66%。富士康以此作为危机公关手段，希望能安抚人心惶惶的员工队伍。也正是在富士康此举前后，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广州市从每月860元调至1030元，东莞由每月770元调至920元，深圳由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统一调至1100元/月。接下来，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轮加薪潮，今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先后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在10%以上。

    加薪也是用工荒中鞋厂吸引员工的最佳办法，利益的增加无疑是最直观最吸引人的。在温州的民营鞋企中，近几年每到春节过后还会给早返厂开工的员工发奖金，给带来新员工的老员工发红包。而早在今年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之前，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鞋企为了解决招工难，已将工资一提再提，可是成效有多大，对制鞋行业有所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现在中国的用工荒，其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就算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薪，可是每个月多出的几百元钱却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仍然只有美国时薪的6%，中国打工者亟待解决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依然遥不可及，多出的几百元月薪，追不上中国疯涨的房价，大概只能抵消柴米油盐的价格飞涨，中国鞋依然走不出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赚取最微薄利润的无奈现状。

   富士康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内迁，将深圳的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转移，降低用工成本，缓解用工压力。这一招在鞋业界也早已不是新鲜事，数年前“东鞋西移”就已在业内成为热门话题，也早有一批企业付诸行动，在内陆省份开辟新工厂。产业跟随土地、人力、资源等成本的高低迁移，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行为，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简单追随低成本而去的企业迁移，在内陆省份继续复制低利润加工模式，然后若干年后又面临同样的尴尬。中国的经济建设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城乡差异在迅速缩小，四川和广东的用工成本差距能维持多少年?河南的低价劳动力资源能供内迁企业使用多少年?相信鞋业老板心里都有一本账。让人怀疑的是，中国鞋厂能在不断的逐本而迁中，继续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生存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