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反倾销时代下中国鞋企的作战策略

       2006年5月18日，由奥康发起的“欧盟反倾销六方会谈变压力为动力，化摩擦为机遇”在重庆璧山举行。会谈后，百名鞋企代表联合发表了《重庆宣言》。

　　2011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一些。3月的温州，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大街上已有穿着薄衣短裙的少男少女们在人群中窜动。

　　春天不只显示在温度计上，逗留在人们幸福的脸上，还流露在纷至沓来的订货单上，停留在温州各大鞋企的皮鞋生产线上。

　　“今年开春以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欧盟各大经销商的订单意向书。”奥康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康鞋业）国际贸易中心物流部经理李海军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忙碌场景，观察记者在温州其他几家鞋企走访中也不时看到。

　　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3月16日发出公告，宣布从3月31日起正式停止对中国皮鞋征收高达16.5%的反倾销税。这意味着：强大又强硬的欧盟对奥康及中国皮鞋业说“YES”了。 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不少原本一度转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欧洲订单，纷纷向温州制鞋企业转移。

　　五年前，2006年10月，面对欧盟的“反倾销大棒”，王振滔的奥康鞋业第一个站出来，向欧洲初级法院提起了以欧盟理事会为被告的反倾销诉讼，并呼吁相关鞋企站出来，协同作战，对欧盟说“NO”。刚出校门的李海军，彼时正在奥康鞋业外贸出口部工作，随即被委任为公司外贸进出口部驻“奥康集团应对反倾销诉讼小组”的代表，随时为应对小组提供外贸进出口方面的数据与资料。

　　这场与欧盟之间的跨国“马拉松”官司，被誉为中国入世5年过渡期之后的“第一辩”，一打就是5年。

　　一年多付两亿美元税费

　　2006年10月8日，“十一”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李海军一打开电脑就被一头条新闻吸引住：10月7日，欧盟以皮鞋销售价格不正常为由，对原产于中国与越南的皮鞋征收为期两年16.5%的反倾销税。

　　这一消息对于一个外贸业务员来讲无疑是一炸弹。“16.5%的反倾销税，意味着每双"输欧"皮鞋的销售价格凭空增加200元人民币，那不是等于把我们赶出欧盟市场吗？欧盟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外贸市场啊，奥康鞋业60%—70%的外贸产品都是销往欧盟市场的。”李海军立即将消息汇报给了公司高层。

　　相比以内销为主，外销产品只占总销售15%—20%的奥康鞋业，温州泰马鞋业、金帝鞋业等以外销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鞋企业受此影响更为强烈。泰马鞋业在被征收反倾销税后的两年中总生产量就减少了90%。

　　奥康皮鞋生产车间。

　　“本来就以低价、跑量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中低档皮鞋，现在给你加16.5%的反倾销税，谁受得了啊。”温州鞋企的老板们无一不抱怨的。为此，在欧盟征收反倾销税之后，有一大部分鞋企放弃了欧盟市场。

　　“据估算，由于欧盟对华皮鞋采取反倾销措施，在2005年—2010年间，我国"输欧"皮鞋总量减少7000万双”，中国皮革协会办公室主任卫亚非在接受观察记者采访时说。

　　以2006年为例，中国"输欧"皮鞋总额为13.55亿美元，乘以16.5%的反倾销税，就是2亿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鞋企在欧盟国家的进口商，就反倾销税一项，一年就得多付2亿美元的税费。

　　其实，因税率变化导致多付税费，进而导致“输欧”皮鞋出口额发生变化的现象，已不是第一次。早在2006年4月7日，欧盟在经过几个月的反倾销调查之后，就对中国与越南皮鞋开始征收为期6个月的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在这半年时间中，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的关税从原先的4.8%增加到19.4%。随着关税的跌宕起伏，中国“输欧”皮鞋的出口额也在不断变化。

　　2006年10月5日，为期6个月的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即将到期的日子，欧盟25个成员国的代表以13:12的微弱优势（其中9张赞成票，4张弃权票，12张反对票）通过了对中国与越南皮鞋征收为期2年的16.5%的反倾销税裁决。

　　针对欧盟的投票结果，各方代表似乎有着一致的解读。“这是个奇怪的游戏规则，弃权票算赞成票，一般5年期的反倾销税现在征收2年。由此，可以从某种程度说，欧盟的反倾销案是政治交易和妥协的产物。”欧洲鞋业采购联盟主席葛斯吉（Yrjo Gorski）曾如此公开表示。

　　“虽然我们有160多家涉案企业（是我国入世以来参与反倾销抗辩企业数量最多的一次）在欧盟对我国皮鞋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相关的申诉、抗辩与说理，但还是被欧盟征收了16.5%的反倾销税”，卫亚非略带无奈地说道，“这就是欧盟制定的游戏规则，你想跟人家玩，就得守这规则。”

　　经观察记者多方求证，此次欧盟针对中国皮鞋的游戏规则有如下特征：由于欧盟至今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的生产成本时就需要选择一个欧盟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第三方，以第三方国家的制鞋成本作为中国企业的制鞋成本，而不是中国企业自己的实际生产成本。

　　“此次欧盟选择巴西作为第三方国家，即用在巴西生产一双皮鞋的生产成本作为我们国家鞋企制作一双鞋的成本。”有“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美誉的蒲凌尘律师告诉观察记者。巴西与中国虽同为“金砖四国”，但在劳动力成本、制鞋的工艺与技术以及鞋企的规模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造成在巴西生产一双皮鞋的成本远远超过在中国制鞋的成本。“所谓倾销，简而言之就是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加之我们皮鞋在欧洲市场大都以低价、跑量取胜，所以我们的中低端皮鞋很容易就成为欧盟反倾销的"阶下囚"。”

　　除了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外，从2005年12月11日起，我国入世5年过渡期正式结束，制鞋业等全面放开，欧盟也相对应地取消了对我国皮鞋业长达10年（1995年—2005年）的“配额限制”，不再限制中国皮鞋进入欧盟市场的数量。

　　一时间，物美价廉的中国皮鞋如潮水般涌入欧盟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冲击欧盟的鞋企，但造成了西班牙、意大利等老牌制鞋国家的心理不平衡，所以得找你麻烦。”卫亚非分析说。

　　过渡期后“第一辩”

　　中国鞋企在申辩与说理无效之后，拿起了“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法律救济手段来对抗欧盟。　　2006年10月23日，奥康鞋业正式向欧盟初级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征收16.5%反倾销税的法规不符合欧盟的相关法律。这一诉讼，因正好赶上中国入世5年过渡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被媒体戴上了“中国入世过渡期后第一辩”的头衔。

　　2007年1月8日，制鞋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情况通报会在京召开，王振滔代表奥康集团、泰马鞋业、广州南海金履鞋业、新生港元鞋业等4家中国上诉企业，宣读《中国鞋企应对贸易壁垒北京联合宣言》。

　　“这场官司必须打。面对欧盟的反倾销，光有不满是没有用的。我们已是WTO成员国，应用好WTO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要让欧盟看到中国鞋企业不是受了欺负也不敢吭声的，我们是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尊严，对抗欧盟不公平行为的，我们是懂得国际法的”，5年后的今天，奥康鞋业董事长王振滔斩钉截铁地对观察记者说，“其实这官司对于我们来说，输了也是赢，赢了就更赢。因为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较短，企业对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不是很懂。这次哪怕输了，我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下一次再碰到反倾销，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况且这次欧盟在对中国皮鞋进行反倾销调查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中国鞋企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以及产业损害等多个方面存在着错误与漏洞，所以我们取胜的几率较大。”

　　在奥康鞋业第一个站出来应诉的带动下，温州泰马与广东的金履鞋业、新生港元和广州万邦等也相继应诉。面对欧盟理事会这一强大的对手，5家上诉企业组成了“反贸易壁垒合作组织联盟”，聘请了同一律师团队来共同应对欧盟的反倾销。

　　“欧盟是很在意呼声的。反倾销诉讼应由"单兵作战"转向"协同作战"，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内同行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07年1月8日，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廖跃在北京举行的“制鞋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情况通报会”上如此呼吁。

　　“但要让平时在市场上"刺刀见红"的竞争对手，在迷雾重重的欧盟反倾销法庭上团结一致，似乎不是那么容易。”一句话道出了绝大多数涉案鞋企选择放弃反倾销诉讼的现实局面。除了奥康鞋业等5家应诉企业外，其他2000多家涉案企业选择放弃应诉。“应诉需要两年，被征收反倾销税也就两年左右，这打官司的钱不就"打水漂"了”，“欧盟征税，我们就不去欧盟市场，去开拓南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再不行，我们改行做皮具……”

　　时从比利时回国的5家应诉企业的中方代理律师蒲凌尘，在这个通报会上介绍了案件的最新进展。2006年12月29日，欧盟初级法院正式受理了5家中国制鞋企业的诉讼请求，意味着中国鞋企迈出了用法律手段解决贸易争端的第一步。“在启动诉讼程序之后，欧盟理事会与中方企业将依次进行两轮书面答辩，欧盟委员会可能会作为第三方支持欧盟理事会，然后是双方的口头答辩。一套程序下来，总的时间预计在2年左右。”

　　中国鞋企争取自身利益的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解与认可。“中国一些鞋企采用法律手段，到欧盟法院起诉欧盟的反倾销举措，是非常正当的行为，我个人表示理解与赞赏。”在奥康等5家鞋企起诉欧盟之后，时任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如此表示。《欧洲时报》也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中国企业应大胆以法保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