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分析鞋市场 多重压力企业或走极端

    与此同时，有关结束从紧政策的呼声近来明显升温。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半年的从紧政策正是中小鞋服企业生存困难的最直接原因。显见的是，过去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让不少小企业借贷成本猛增50%甚至是借不到钱，成为压垮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鞋服等中小企业究竟正面临怎样的生存难题？紧缩政策是否就是中小企业“不行”的元凶？下一步该怎么办？本报特邀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阿历克斯·弗雷瑟和深圳发展银行奉贤支行副行长盛胜利对此进行分析判断。

    鞋服等小企业压力超2008年

    记者：最近各方都在关注鞋服等中小企业生存难问题。广东、浙江在官方此前曾相继承认部分小企业经营困难，但没有出现“倒闭潮”。对此，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德文：大面积的“倒闭潮”，目前还没有出现，但不少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鞋服等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优胜劣汰来解释，可以说，小企业今年生产压力超过任何时期，包括金融危机时期。包括一些部委办及全国工商联通过调研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也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觉得一些学者和机构没必要刻意掩饰这一点。

    另外，我认为中小鞋服企业的生存能力不是因为炒铜炒房，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从紧政策造成的，比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说小企业炒铜、炒房导致企业倒闭了，这种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据我了解，只有个别企业在炒房炒煤。

    姚景源：2008年，中国当时有15%企业被迫关门停产，此外还有20%的企业是被迫减产，有上千万人失业。我当时在广东调研，去看过广东火车站人山人海，孩子哭老婆叫，一片惨状。关于最近我在浙江调研小企业的情况，我正在酝酿，要等二季度数据全部出来才能做一个总体判断。

    盛胜利：我比较熟悉奉贤的小企业。可以说，奉贤的小企业在上海市各个区里是最多的。压力确实比去年大一点，但你说的“倒闭潮”这种情况在我所接触的制造型企业里还没有出现。

    为什么温州那边出现倒闭现象？一些温州老板告诉我，主要是银根紧，许多小企业就转向高利息的民间借贷，有的到期还不出了，企业主就把厂一关跑掉了，但可能是个案。

    “缺人”“缺钱”双重打击

    记者：你看到经营困难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他们最近都在寻求怎样的对策？

    周德文：在长三角、珠三角大约有70%的企业都是外向型的，可以看到，在这一轮的生存危机中，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到的冲击更大，比如鞋、服装、打火机这些行业。以打火机行业来看，最多的时候（2008年前）温州有3000多家企业，现在只有不到100家了，大部分处于停工或者等待被并购的状态。

   我认为，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更主要原因是资金和成本两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工成本也在今年增加得非常快，加上结构性的用电荒，电价上涨等因素，使企业成本急剧上涨，央行大幅提高准备金，银根收紧，中小企业大都资金紧张。企业根本没法预料自己的未来。

    盛胜利：用工成本是比去年高了，今年1月以来，我所接触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在说工人很难找，即便找到了，工资要求也要比去年高至少15%，有家企业从春节后就一直拉了条横幅招工，到现在还有一半没招满。为什么找不到?对那些工人来说，上海的生活成本高，如果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愿意来，赚不到钱还不如回老家，有的工人回去了就不愿意再来了。

    对企业来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压力就会很大，于是现在企业都不敢储备存货了，钱到账了才开始生产，现在单子来了也要求对方先付钱，控制生产规模。

    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说转型就转型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小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将工厂外迁的现象？比如，有制鞋的温州企业原本给品牌做代工，现在正在把工厂转移到越南、孟加拉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周德文：现在制造型企业最重的压力，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成本，这些压力令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难以继续维持生产经营，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迁到中西部地区、东南亚，甚至非洲、拉美一带。事实上，这些地区也推出政策吸引企业去投资设厂，这几年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招商引资手段吸引这些企业过去。

    我觉得，这些把制造业转出去的企业可能可以腾出一定的精力和资金进入其他领域，进行所谓的转型，但只有少量企业能做到。转移出去同样要大量的投入，在新的地方，要建厂房，需要进新的设备，因此也只有少量的企业具备这种能力。

    盛胜利：据我所知，搬到内地的企业比较多，许多企业正在实施，也有企业已经列入计划，这其中江浙老板居多，上海本土企业少，准备从上海搬到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成本相对低的省份去。

    说到转型，从一个加工型劳动密集、且没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企业转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说现在转就能转的，而做一个品牌也需要至少几年的积累，没有那么快。

    阿历克斯·弗雷瑟：对企业而言，很少会从长远角度做决定，很多时候是完全站在成本角度考虑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也做过研究，跨境迁移工厂所带来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忠诚度等方面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市场的政治状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