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缝纫机的葛亦表

   在市区紫阳街，有一家很不起眼的修理店：店门宽度仅约1米，店堂面积不到4平方米；简陋的门面挂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狭长店牌，上书“修理缝纫机”。

    店主人名叫葛亦表，今年74岁，是目前我市最老的缝纫机修理工。

    老人满头白发、脸色红润、性格开朗，一双宽厚的手在工作时显得很灵巧。他已经在缝纫机修理行当上干了50多年，经过他的手修好的缝纫机难计其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家在宁海的葛亦表高小毕业后，思想开明的母亲认为当农民种田没出息，不如早些让他学门手艺，长大了好养活自己。

    当时，葛亦表的表舅在上海办了一家机械工场。母亲就托村人将他带到上海，在表舅的工场内当学徒。

    工场规模不大，但有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脚踏车床、脚踏冲床等机械加工设备，主要为一些单位加工产品和设备的零部件，其中也有缝纫机配件。

    每天，葛亦表的第一件事是生煤球炉，为工场准备热水，上班时间一到，他便跟着师傅学习车床、冲床的操作。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很快让他生厌，而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一个多月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偷偷地踏上回乡的汽车。

    看到儿子回家，母亲很生气，狠狠地打骂了他一顿，又托乡人将他带回上海。葛亦表对记者说，此后的几年里，他还多次因忍受不住工场生活的艰苦而回家，都被母亲逼着回去。

    1958年，工场转为国有化，葛亦表被安排到苏州国营的缝纫机修理店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开始了缝纫机修理生涯。

    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他被下放回宁海老家。种田之余，他便带着螺丝开、老虎钳等修理工作，到附近的乡村和城市吆喝“修缝纫机……”

    “那时候，只有服装店和比较殷实的家庭才有缝纫机。”葛亦表说，“有时一天走五六十里路，找不到一个要修缝纫机的服装店和人家。”

    葛亦表也常常坐车来临海，走街串巷，几乎所有服装店和有缝纫机的家庭都跑过。由于他修得好，一些人跟他交了朋友，并留他吃饭和住宿。葛亦表想起那段往事说，因为有了他们，他来临海的费用省了不少，心里对他们充满感激。

    1965年的一天，葛亦表来到临海城关服装社修理缝纫机。社里的领导对他说：“你工作很负责任，我们大家都看到，对你都很肯定。现在我们社里也需要一位修理工，你留在我们这里吧。”葛亦表就这样在临海安顿下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成为社里的正式工。

    临海城关服装社有10多家服装分店，相对较分散。作为惟一一位缝纫机修理工，葛亦表上班时要在社里和各家分店跑，几乎没空闲。下班后，一些家里有损坏缝纫机的市民也会慕名请他去修理，葛亦表总是乐呵呵地一口答应，义务帮他们修理。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电动缝纫机和拷边机逐渐普及。葛亦表说，电动缝纫机的结构跟传统缝纫机的结构有很大不同，他特地跑到上海向电动缝纫机修理师傅请教修理技术，但对方一口回绝，只怕更多的人懂得这门技术，掉了自己的“饭碗”。

    没办法，葛亦表只好对照说明书不断摸索。有一天，服装社急需完成一批出口服装，偏偏有台电动缝纫机出现故障，葛亦表找来找去找不到解决方法。为了那批服装按时交货，葛亦表连夜蹲在修理间，拆了装、装了拆，直到天明将那台机器修好，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

    上个世纪90年代，葛亦表退休，本想轻轻松松过晚年，但找上门请他修理缝纫机的人还不少。“有天我在外，一位涌泉的顾客在我家门口等了五六个小时，问她为什么不找其他人修，她说，就相信我的技术。” 他说，是顾客的信任，让他觉得自己有发挥余热的必要。

    葛亦表现在的住房还是公房。他说修理缝纫机这行业不好赚钱，自己一辈子也没赚足买房的钱。他的儿子步他后尘，在新华集团干着缝纫机修理行当，住房也是集团临时提供的。他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住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