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真路径

       在清芬挺秀的丙所向陈明哲教授请教问题再合适不过了。1949年之前，这座小别墅曾经是清华教务长的住所。陈教授说，他这次应清华经管学院之邀前来讲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来寻根。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师承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研修国学。毓老是清礼亲王之后，幼时入宫读书，受业于陈宝琛、王国维等名儒。而王国维大师的纪念碑就矗立在丙所的东北面。

　　中国古典儒学如何对当代战略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显然，陈教授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但在抛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他先分享了自己年前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段经历。

　　2011年12月，到哈佛商学院做客的陈明哲教授发现，哈佛广场已经被“占领”，哈佛商学院的门口也安排了警卫，戒备森严。陈明哲并没有对哈佛的朋友表示同情，而是跟他们说：“你们早就应该被占领了！”

　　其时，自2011年9月爆发的“占领”运动已经以燎原之势，从华尔街蔓延到伦敦、法兰克福、柏林等资本主义核心地带。运动提出的口号“我们是99%”引爆了民众对贫富差距悬殊、金钱操纵政治的愤怒，而以哈佛为代表的常青藤大学正是培养那另外的1%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占领”的目标。

　　在陈明哲看来，美国的问题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一直以来，美国式企业管理片面地鼓励追求短期经济指标，各商学院在培养商业精英的时候忽略伦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更是关键的症结所在。

　　把视线转向中国，像清华经管学院这样已经把学生品格的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课程体系中有意识地融入人文学科内容的做法是很可贵的，但让人担心的是，今天大部分中国企业人士依然把美国式管理作为最佳的典范来学习，大多数中国的商学院也一直在简单地拷贝美国同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路。中国的企业人士和管理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当今的世界格局正处于从“西方领导东方”转换为“西方与东方相遇”的过渡时期。东西方在企业实务上各有强、弱项，企业领导人的使命是找到能够妥适地运用两种文化菁华的思维和做法，最终达到“文化双融”，如此方能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和持续发展。

　　西方与东方相遇

　　记者：您此次到清华讲学，也是来“寻根”的。三天的日程下来，有哪些感想？

　　陈明哲：我跟清华有很深的渊源。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王国维都曾经是我的国学老师毓鋆先生的老师。毓老去年过世，享年105岁。此前清华的常务副校长陈吉宁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校长）专程到台湾看望他，还带去了王国维先生的墨迹，老人家看了当场落泪。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也与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做了交流。在中断了这么多年之后，清华终于在国学方面又开始薪火相传，实在让人感到欣慰。

　　一百多年以来，在东西方的格局上一直是“西风东渐”，未来，可以不可以“东风西渐”？放眼全球，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已经开始质疑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式企业管理的适当性与永续性，尤其是那种为了少数人的短期利益而牺牲公司长远价值的做法，更令人难以苟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中国的“再崛起”，对中国的文化、哲学乃至于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思考，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因此，我认为当今的世界格局正处于从“西方领导东方”转换为“西方与东方相遇”的过渡时期。未来的关键在于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启发、平衡与超越。在这方面，清华和北大为代表的学术机构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记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东西方之间相互启发、平衡与超越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

　　陈明哲：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1. 文化、思维、价值、哲学；2. 系统化的知识和理论架构；3. 经验；4. 工具。西方最大的长处是理论架构和工具，但是缺乏哲学层面的思维。中国有哲学，有很深的思想，但是过去这段时间丢了很多；同时我们在理论架构、经验和工具方面都是欠缺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文化的根找回来，中西刚好可以互补。

　　在企业实务上，东西方各有强、弱项，企业领导人的使命是找到能够妥适地运用两种文化菁华的思维和做法，最终达到“文化双融”，如此方能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和持续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植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精神，我提出了“王道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呼吁企业家师法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老子的“不争之争”与“无为而无不为”，透过创新的产品开发与市场布局，尽量避免与对手的正面对抗或者置对方于死地的“割喉竞争”，同时，深明竞合相倚的动态战略思维，致力于事业成就与人文关怀的平衡，追求企业个体与社会总体的全方位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