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鞋等进出口总值达3259.7亿美元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259.7亿美元，增长7.1%;当月贸易顺差53.5亿美元。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出口1656.6亿美元，增长8.9%;当月进口1603.1亿美元，增长5.3%;经过季节调整法调整后，3月份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7.2%、9.8%和4.6%。当月出口增速好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但进口增速则并不乐观，这也是造成当月出现顺差的原因。

　　在2001-2011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超过22%;而从总量上看，中国已坐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交椅。然而，自2011年8月以来，出口增幅却急转直下，从8月的24.4%分别降至9月的17%、10月的15.8%，至11月仅为13.8%，12月为13.4%，几乎呈现自由落体速度，然而这个数字相比今年的数字还是相对乐观的，2012年1月由于节日的原因增幅出现了负数：-0.5%，2月反弹至18.4%，3月有仅仅只有8.9%。

　　本月扭转了2月出现的逆差局面，让人心中感到一丝欣慰，似乎情况向趋于平衡的方向发展。然而出口增长坠崖式下滑折射2012年中国的外贸形势仍旧迷途重重，风雨飘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因素。直到2008年底，中国M2还只是美国的84%。然而截至2009年底，中国M2余额为61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末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折8.94万亿美元;同期美国M2余额为8.55万亿美元。中国GDP尤其是人均GDP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已经实现“超美”目标。至今年8月底，中国M2为68.7万亿元人民币，已高出美国18%。截至2011年9月，中国M2比美国高出近20%，这也意味着同样的商品在中国对应的货币量远超于美国，换言之，在国外购买“中国制造”比国内更为廉价。

　　国际环境。欧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约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6%。然而，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却给这一亮点投下了重重阴影。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我国对欧出口增速已从2010年1月的46%大幅下降至2011年11月的4.9%。2011年11月底，有调查报告显示，几乎全部受访公司都感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35%的受访外贸商表示其所受到的影响相当明显。在调查报告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外贸企业反映来自欧洲的出口订单下降。

　　贸易摩擦。近两年中国遭受的非传统的贸易摩擦强度大增。趋势一，欧美对中国的责难更多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外资企业投资环境等制度层面的问题，和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等体制性的问题;趋势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成为新掣肘;趋势三，中国制造在不断沿着价值链攀升，使得欧美国家备感压力，于是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将成“重灾区”;趋势四，贸易争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人民币汇率风险依然存在。一方面受迫于美国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为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确立其“硬通货”地位，人民币“外升内贬”被政治弄假成真，以至于企业深陷出口减速与内需市场梗阻的双重困境，可谓“前有狙击、后有追兵”。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0%，如考虑通胀因素，升值幅度更高。预期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对美元仍将以升值为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砖国家中的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货币对美元却在贬值。这将严重削弱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增加中国外贸的汇率风险。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也是目前出口企业不敢接大单、长单的重要因素。对于外贸依存度超过七成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人民币继续对美元升值，那么势必造成人民币对其他币种更大幅度升值，对出口影响可想而知。

　　人口红利。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渐渐淡化，这些优势也将不再。出口方面，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逼近，这种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从2008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为0.86-0.94美元/小时，远高于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竞争对手;而内陆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0.50-0.80美元/小时，大致与印度相当。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出口增速放缓也就成为大势所趋。此外，随着人口红利逐步弱化，储蓄率将不断下降，高投资率也必将让位于高消费率，这意味着将来投资增速将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