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模式”再报告：世界工厂转型路径图

 　　生意社9月6日讯　当“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形象依旧彰显着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稳固地位之时，这个每年酝酿超过3000亿元GDP的区域经济体背后所蛰伏的巨大危机，已经让“东莞模式”成为影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代名词。

　　当2008年8月中旬的一天，记者坐在东莞市城区开往其辖区长安镇的公共大巴上，沿途所见“转租厂房”等类似字样的巨大横幅比比皆是时，十字路口上的东莞所遭遇的“阵痛”已经开始显现。

　　东莞是否正在遁入“20年产业转移周期”规律？在东莞市被中央确定为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城市大背景下，广东省政府于8月19日宣布把东莞市确定为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城市，副市长万庆良强调东莞要争当广东省和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广东省给东莞的时间是5到10年。届时，东莞能完成一个漂亮的转身吗？

　　“东莞模式”的困局

　　1978年9月，一个叫张子弥的香港人来到东莞市虎门镇，提出要开办一间手袋厂。当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开业，并获得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自此，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开始承接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外资陆续涌入，农田变为厂房，当地农民成为第一批产业工人。

　　就东莞外资而言，张子弥是第一批来东莞投资的港商代表；在这之后到来的是一批从深圳转移过来的，以轻工制造业为主的工厂；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电子、IT产业作为东莞市第三批投资大户也纷纷向深圳、东莞转移，这一类产业发展到目前，已经成为东莞市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对于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当中成长起来的东莞而言，它崛起的密码是什么？为什么是东莞，而不是内地其他城市？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东莞紧邻香港和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客观上成就了东莞。

　　相比于深圳，东莞是一个低成本洼地，同时他又可以利用深港两地齐全的基础设施，包括便捷的货物输香港通道。

　　其带来的效应是明显的。深圳的基础设施沟通了东莞和香港港口及服务中心，亦使得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便捷地来到东莞。同时当1990年代初深圳成本上升并驱赶“三来一补”产业时，东莞成为它们的最佳选择:1-2个小时可以到达香港，而成本则远比深圳低得多。另外，还有香港所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网络。

　　而这一优势同样被台资所倚重。

　　事实上，从其成长史看，东莞模式潜在危机蜇伏已久，因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东莞在产业分配中只能赚到两部分钱，一是内地外来工的剩余价值，一是东莞本地赚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层次生活服务业的收入。

　　在另一方面，粗放的“东莞模式”的资源消耗极快。采访中，东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人员，及其下辖乡镇的镇长书记、当地居民，普遍对东莞的“市场化”和“灵活性”赞不绝口。而实际上，他们给东莞“市场化”所作的注释是:市政府对各乡镇，以及乡镇对各村在经济发展上给予的充沛“分权”。土地的批租权以及收益权掌控在乡镇以及各村手中，虽然调动调动了各镇、村招商积极性，但同时也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消耗殆尽。

　　于是乎，当东莞稳居“世界工厂”位置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基本无地可用了。

　在区域政经评论家金心异看来，到2001-2003年前后，台资的电脑制造产业从桌面电脑时代开始走向笔记本电脑时代之时，东莞的土地都已被此前台资的PC组件和电子元件工厂填满，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台商开始寻找更低的成本洼地，这回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了苏州和昆山——这是IT制造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的原点，从而也将东莞模式复制到了长三角。

　　东莞模式:转变基因？
　
　　“其实东莞的产业一直都在转型和升级。只不过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加剧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莞产业的严峻程度。”东莞市长安镇镇长陈福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产业早就在调整之中，其中，本地的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东莞进行产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以长安镇为例，据陈福坤介绍，该镇民营经济税收已经占到全镇税收总额的40%，与三资企业基本持平。而真功夫、步步高、王老吉、方达等知名品牌无不和长安这个乡镇划上联系。

　　东莞也在设想，未来尽量扶持更多的民营经济，同时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步迁走，包括一些历史上贡献较高的企业。

　　陈福坤举例说，由于环保政策，全国印染大户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福安公司”)年底前将彻底搬离东莞长安镇，结束其在当地长达20年的辉煌历史。福安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是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也是福田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员工近1万人。福安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东莞全市投资规模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外资企业，年出口创汇最高时达50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