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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产生原因分析

     潜规则实质就是一种“暗规则”,是一种区别于表面规则的规则,也是一种不成文的用于人们私下交易的规则。对潜规则,人们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其掌握和运用主要靠个人的悟性和对社会的理解。从产生原因看,潜规则实质也是一种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的人们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

      首先,从人性层面看,“经济人”特性是产生潜规则的人性前提。制定游戏规则可以从两种人性前提出发:一种是从“经济人”前提出发;另一种是从“社会人”或“道德人”前提出发。从不同前提出发,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现实世界,由于谋取利益最大化是人的一般特性,所以,许多从“社会人”或“道德人”前提出发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往往就成了摆设和形式,而实质运行的却是从“经济人”前提出发而产生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实质就是潜规则。这里潜规则实质体现的就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规则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所以,当事人双方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以达到其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目的。在“经济人”前提下,当一方具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时,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达到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目的。正如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所写:“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仍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对于没有合法伤害权的另一方来说,其目的只能是损失最小化。正如张居正所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对于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一方,其最优决策法则是:边际使用合法伤害权的成本=边际使用合法伤害权的收益。这里的成本主要包括被发现受到处罚的成本和良心上的不安引起的精神不愉快等等。对于没有合法伤害权的一方,其最优决策法则是:边际贿赂损失=边际对方使用合法伤害权所造成的损失。在当事双方二者的利益博弈中,双方都在进行着成本——收益分析,其最终的均衡结果是:边际使用合法伤害权的成本=边际使用合法伤害权的收益=边际贿赂损失=边际对方使用合法伤害权所造成的损失。在上述博弈中,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一方处于博弈的优势方;不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一方处于博弈的劣势方。在这种类型的博弈中,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一方,其权力越大,其收益也就越大,对另一方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其次,从政治层面看,集权体制容易催生潜规则。一是集权体制导致产权不清,而产权不清是产生潜规则的一个基础条件。在集权体制下,财产权总是附属于政治权力的。权力越集中,政治权力对财产权力的支配力就越大,财产权的边界就越模糊。产权不清为双方自由扩展权利边界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由于边界是模糊的,在利益的驱动下,双方必然会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利边界。结果自然是:处于强势的一方得到更多的利益,处于劣势的一方被迫放弃一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潜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所以,潜规则也是一种在产权不清时双方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另外,当产权不清时,会出现“公用地悲剧”。大家相互勾结,侵害国家或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由于对本团体内部人都有利,于是谁也不愿意破坏这种均衡,其结果便是彼此“心照不宣”,按潜规则行事。二是在集权体制下,“显规则”就会不足。这里“显规则”就是摆在桌面上的规则,是明文提倡的规则。“显规则”过多对权力集中是不利的,所以集权体制是不喜欢“显规则”过多的。而当“显规则”不足时,就增大了人们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预期成本,这时就会出现潜规则来补充规则的不足。所以,潜规则也是一种利益诱致型规则。三是在集权体制下,由于规则随意性大,也容易诱发潜规则。规则随意性大就容易促使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规则——潜规则。四是在集权体制下,由于对违规者监督机制不健全,也容易诱发潜规则。在违规者只靠少数人或只靠上级来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下级之间相互勾结或上下级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对付第三方的情况。这种行为一旦长期化,便形成潜规则。五是在集权体制下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也是产生潜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老百姓是冤大头”,“皇帝也是冤大头”。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就相互勾结,欺上瞒下,形成一种利益分红的均衡——潜规则。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写道:“封锁和扭曲信息是官吏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再次,从经济基础层面看,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容易诱发潜规则。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传统小农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这种经济结构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缺乏信息交流,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二是在生产中,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这种“有无”对“无为”的博弈,对违规行为就具有一种助长作用。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无形助长了人们意识中的不守规则倾向。三是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和小生产抗风险能力的低下,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传统小农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拾到篮里才算数”。信息不对称、规则意识缺乏、短期行为严重,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产生潜规则的重要基础。所以,潜规则与传统小农经济也是一对“难兄难弟”,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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